为什么社会责任投资标志着新社会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公共养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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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经济转型：新社会资本主义

公私养老基金从化石燃料业及其相关产业中撤出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投入智能绿色经济，这标志着社会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社会责任投资已经从投资决策的边缘地位成为市场活动的核心，为根本转型——抛弃化石燃料文明提供了基础。

社会责任投资成为焦点

是什么使社会责任投资迅速从资本主义投资的外围一跃进入中心？是底线！尽管社会责任投资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对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工业的投资和撤资进行反思的全球运动，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围绕工人所有的养老基金被用来破坏工人的经济安全和社区繁荣而展开对话，使得社会责任投资的概念逐渐在美国家喻户晓。社会责任投资概念的支持者认为，评估退休金的投资方式时，需要考虑社会责任投资。

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领导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回击说，任何在养老基金的投资中践行社会责任的概念最终都会损害资本主义市场的运行，因为大政府模式下的投资流动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后来几十年里，在管理不断增长的工人社会资金池方面，这一立场成为大多数养老基金受托人虔诚信奉的教条。

从表面上看，弗里德曼的格言至少在新千年初期似乎风靡一时。但是在表象之下，婴儿潮一代、X一代和千禧一代等年青几代，在股东斗争和工人养老基金投资管理中，会使用环境、社会、治理（ESG）投资。

围绕经济投资展开的公众对话借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话提出了一个新词：“利成于益”。其理念是，道德意义与社会意义良好的商业行为与底线之间，不必也不应该存在尖锐的分歧。过去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因为“利成于益”在实践中会提高底线。

借由这一反叙事，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继续在公司年会上提出股东决议，将社会责任投资纳入公司实践。他们的成功使得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后，在年青一代的掌控之下，社会责任投资开始加快。年青一代毫无顾忌地为难道德上不负责任、不可接受的企业行为，经常利用社交媒体和点评网站对其进行批判，并督促、强制企业改变做法。

社会责任投资现在已经成为主流。摩根士丹利的报告称，千禧一代中，86%的人对社会责任投资感兴趣，这也是他们与上一辈人的标志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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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社会责任投资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由养老基金的受托人提供，这反映的正是这种新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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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责任投资无所不包，涉及所有行业和部门，但是随着人们越来越担心气候变化、环境、碳足迹和石油独大的地缘政治的影响，促使其从化石燃料业撤资，转而投向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产业。

这一新趋势催生了“影响力投资”，为将ESG投资融入运营方方面面的企业提供种子资金。摩根士丹利对资产市场展开全面调查时，经常听到受访者表示，他们坚信，由于客户要求的投资类型发生变化，本行业的投资决策面临质变。“利成于益”已经成为新的行业准则。

这种热情合理吗？哈佛大学、鹿特丹大学、资产管理公司Arabesque Partners和牛津大学等过去两年的一系列深入研究表明，价值链上进行ESG投资的企业往往优于竞争对手，部分是因为这些企业致力于提高总体效率、减少浪费、建设循环供应链以及降低碳足迹，种种举措都有助于提高底线利润，并且与企业从化石燃料文明向绿色时代的转型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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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答案显而易见！

化石燃料构成或推动经济的方方面面，它是前两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生命线，确保每一项经济和商业探索得以成功。没有碳基础设施，企业和由此产生的整个社会都不可能存在。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到目前为止，化石燃料基础设施一直是社会繁荣昌盛的基础。

如果说化石燃料是当前全球经济的生命线，那么有人相信化石燃料时代正处于黎明时期，甚至巅峰或高潮吗？作为化石燃料文明基础的基础设施又是如何呢？有人敢说基础设施仍然坚不可摧吗？答案显而易见，这段历史即将结束。

基础设施就像活的有机体。它们出生、成长、成熟，然后开始漫长的衰退期，最终走向死亡。以碳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正是如此。幸运的是，作为绿色新政的核心，第三次工业革命数字互联的后碳基础设施正在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总效率创下新高，生产力提高以及碳足迹大幅降低。反过来，21世纪需要新的企业和劳动力来建设和管理绿色经济。

至于低碳投资是否真的会出现具有社会责任但财务状况不佳的情况，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公司在分析了若干版本的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碳风险指数后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低碳版本指数的表现确实优于5年期的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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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已经指出，世界各地构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关键行业都在逐步脱离碳文明，其中包括信息通信技术/电信、电力、交通运输和现有建筑，转而与蓬勃发展的绿色新政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相结合。如果全球养老基金的受托人希望最大限度地提高养老金领取人及受益人的终身财务收益，却将投资锁定在资产搁浅、商业模式衰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中，那么我们很难想象他们怎样才能实现目标。

绿色新政的重点是基础设施。每个地区都必须建设和扩大宽带、大数据和数字通信、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零排放绿色电力、由可再生能源供电的在智能道路上行驶的无人驾驶电动汽车、节点化连接的零排放建筑（绿色新政基础设施的关键），并将它们跨地区连接起来，覆盖世界各地。如果我们要把地球温度升高的幅度控制在1.5℃以内，基础设施的转型必须迅速进行，未来几年内至少要部分到位。

成本几何？

修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某些部分，并且抛弃沦为搁浅资产的其他部分，我们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建设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型智能零排放基础设施，我们又需要投入多少资金？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报告称，世界各国需要将基础设施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从当前趋势下预计的每年3%提高到每年3.5%。这当然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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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正在迅速崛起，其他国家则可悲地落在后面。麦肯锡报告称，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美国令人尴尬地排在第十二位。从2010年到2015年，美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仅占GDP的2.3%，而且该比例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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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全世界公众似乎都已经明白基础设施对总体繁荣的重要性。在最近的一项国际调查中，73%的受访者表示，“投资基础设施对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59%的受访者认为，“满足本国基础设施需求的努力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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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即将迎头赶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全美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导致美国经济遭遇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基础设施开支已经从政界无人问津的话题变成备受争议的公共热点问题，甚至成为国家安全问题。气候灾害对脆弱的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害，更让这一问题雪上加霜。

特朗普总统正倡导10年内推出1.5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主要是修复20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陈旧基础设施，但一切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白宫只提供2 00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而且主要是以税收抵免的形式，大部分资金还是需要各州自行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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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呼吁联邦政府提供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既包括修复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也包括建设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字化智能绿色基础设施，带领全国进入零排放社会，以及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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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计划其实毫无价值，没有彻底改变联邦政府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的比例——近年来平均约占总成本的25%，其余部分由各州自行承担。而且，总统推动的联邦税收减免政策更符合政府通常为协助各州和刺激基础设施相关项目的市场力量而采取的措施。但不幸的是，白宫考虑的税收减免几乎支持的都是过时的、大部分很快会成为搁浅资产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联邦政府更明智的做法是通过税收抵免、税收减免、税收罚款、补贴和低息贷款，鼓励绿色新政转型，并促使市场和各州积极利用这些激励措施，加快从化石燃料文明向零碳排放社会转型的步伐。

无论如何，联邦政府应与各州一起承担重任，提供资金建设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骨干的部分国家电网。这是有先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骨干部分的建设靠的就是艾森豪威尔时代的1956年《国家州际与国防公路法案》。这个公共工程项目连接了美国各地，创造了郊区繁荣，建成了美国全面一体化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联邦政府计划花费4 250亿美元（以2006年美元价值计算）建设基础设施，历时37年铺设了几千英里的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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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项目中，联邦政府通过略微提高汽油税，支付了90%的资金，剩余10%由各州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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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建设的州际公路系统实现了全国交通的无缝连接，而21世纪的国家智能电网与其类似，可以提供无缝数字互联，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全国共享。

或者更进一步，前欧洲领先的能源、电力和工程咨询公司KEMA指出，“智能电网与电力能源行业的关系，就像互联网与通信行业的关系一样，应该以此为基础对智能电网进行观察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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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三次工业革命数字化智能基础设施和州际公路系统之间还存在一个相似之处。艾森豪威尔总统热衷于建设庞大的州际公路系统，部分原因是他在军队的个人经历。1919年，当他还只是一名年轻的陆军上校时，他加入了一支穿越美国大陆的车队，行驶在横穿美国的第一条公路——历史悠久的林肯公路上。这次旅行历时两个多月才完成，目的是改善美国的高速公路。后来在一本自传中，他调侃道：“这次旅行很难、很累，但也很有趣。”在他的军旅生涯中，这场横穿美国的旅途中所有的延误在他的记忆中一直挥之不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时担任将军的艾森豪威尔在观察了德国的高速公路（当时是全世界唯一的国家公路系统）之后，思考了自己早期的经历，然后他说：“过去的那次车队旅行让我开始思考建设优质双车道公路，但是德国让我看到了让这片土地公路纵横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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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成为总统时，他已经有了建设连接美国各地经济和社会的州际公路系统的“宏伟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国防和安全问题一直如影随形。他特别担心发生核攻击时，城市居民可能需要大规模疏散；发生入侵时，军事设备需要被移动至需要的地方。他认为，州际公路系统对国家安全与国防至关重要，而且建设州际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作用还不止于此。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向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发表讲话时，列举了许多其他目标，例如道路公共安全、缓解交通拥堵以及改善生产和配送商品和服务的物流。不过，他在讲话中也再次强调，国防问题是当务之急，并警告民选官员：“如果发生核战，现在我们国家的救灾或防御能力严重不足。”最终，美国国会于1956年批准《联邦资助公路法案》，一般称为《国家州际与国防公路法案》。

与州际公路系统一样，新兴国家的智能电网正以数字方式连接美国经济和社会，提高整个国家的效率、生产力和经济繁荣；一旦建成，国家智能电网还将解决安全问题——至少州际公路系统诞生的部分原因也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美国面临的威胁是核战，今天的威胁是网络战。从好的方面看，国家智能电网管理着更多样、更复杂的能源基础设施，它们由平台里时刻变化的数百万关系紧密的参与者组成。但是，正是由于当前系统日益复杂，所以它才越来越容易受到网络攻击。这不仅仅停留在理论问题上，国家电网和电力系统早就遭到过外国特工的入侵。此外，人们也越来越担心，敌对势力和流氓恐怖组织很快会把注意力转向如何让大型电力变压器、高压输电线、发电厂和配电系统瘫痪。如果整个地区或整个国家断电数周甚至数月，经济将面临崩溃，社会将陷入混乱，政府在几乎各个层面上都将无法运转。

因为知道整个国家电网此刻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关于网络攻击的预期使得民选官员、军方人员、商界人士夜不能寐，他们极力确认网络攻击是否发生以及可能在什么时候发生。对于如何迅速加强新出现的国家智能电网，地方、州、联邦各级政府以及电力行业内部目前正匆忙展开讨论，涉及从大型电力变压器和远距离高压输电线到最终向终端用户送电等方方面面。各方至少在一个因素上达成一致，即网络安全的关键在于增强弹性，而这反过来又要求扩大每个社区的分布式供电。

微电网将成为保障美国的前沿阵线。无论国家任何地方发生网络攻击，房主、企业和整个社区将能够迅速脱离电网，重新聚拢，与邻近街区共享电力，以确保社会继续运转。没有人能大言不惭地说：针对美国电力和电网的网络威胁不属于国家安全问题。

正如始终存在的网络攻击威胁一样，全国呈指数级增长的灾难性气候事件的威胁同样需要人们提高警惕，这些事件正在破坏地方生态系统，造成财产、生命和商业方面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损失。网络攻击和气候灾害在未来几年都会升级，因此，网络安全和气候适应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不得不正视的基本国家安全问题。

为了建立零排放的绿色新政智能基础设施以应对气候变化，完成美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我们可以参考州际公路的先例进行计算，初步勾勒出需要资助的领域、可能花费的成本以及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如何分配成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令人感到有趣的是，美国电力研究院预计建设国家智能电网的成本为4 760亿美元，几乎等同于州际公路的建设成本，而且前者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将远远超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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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电网前10年的建设中，联邦政府每年只需投资大约500亿美元。

此外，联邦政府10年期的基础设施投入承诺还应包括每年50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税收减免、补贴和低息贷款，用于鼓励安装太阳能和风能，采用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以及实现推动美国企业、工人和家庭进入绿色时代的其他总效率。比较而言，2016年可再生能源税收抵免形式的联邦税收优惠估计为109亿美元；能源效率或输电方面的税收优惠估计为2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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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至2022年，插电式汽车的税收抵免额预计为7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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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税收抵免及其他激励措施有助于鼓励人们安装太阳能和风能设备，为美国创造绿色能源市场。根据“太阳能投资税收抵免”政策，30%的太阳能电池板安装成本可以从房主应缴纳的税款里扣除。截至2018年，已有500多万户家庭使用太阳能提供的电力。风力发电同样受益于税收抵免政策。截至2018年，美国的风力发电为1 750万户家庭提供电力。过去的税收优惠有助于催生太阳能和风能市场、提高能源效率、推出电动汽车，从而实现大规模向绿色能源时代转型；未来20年，这些税收优惠至少要增加两倍。

最后，联邦政府每年需要拨款150亿美元，用于改造美国现有的住宅、商业建筑、工业建筑和机构建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德意志银行经过全面研究，估计10年内住宅、商业建筑和机构建筑的改造将耗资约2 790亿美元。这还是2012年的研究估价，现在的成本可能会超过3 000亿美元。我们的全球团队也估计，鉴于改造的范围和规模，美国可能需要20年以上才能大功告成。

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德意志银行的研究预计，仅这一关键投资，在未来10年就将节省1万亿美元的能源，这意味着美国每年将节省30%电力支出。全国范围内现有建筑的改造也将累计创造330万个就业岗位，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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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前10年对基础设施计划投入的总额将达到每年1 150亿美元：给国家电网提供部分资金，每年500亿美元；税收抵免、税收减免、补贴、低息贷款及其他鼓励安装太阳能和风能、购买电动汽车、安装变电站及其他第三次工业革命新兴基础设施绿色组件的激励措施，每年500亿美元；改造全国现有住宅、商业建筑、工业建筑和机构建筑，加速向零碳排放经济转型，每年投入150亿美元。联邦政府10年基础设施部署总预算将达到1.15万亿美元。凭借这些投资，美国至少能够建立并运行骨干国家智能电网及其配套基础设施，而且这笔费用比五角大楼2019年一年的年度预算高不了多少。

10年后该计划能够完成吗？布拉特集团认为，“主要输电项目”是国家综合电网的关键组成部分，“规划、开发、批准和建设平均需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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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怀疑者时，我们应该指出，在2019年，德国宣布将建立最先进的国家智能输电网，以适应全国各地的社区运营的微型电网不断增多及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随之持续增长的现状，该电网将于2025年之前建成并投入使用，仅仅花费5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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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0年计划也是可能实现的。

尽管联邦政府10年里每年投入1 150亿美元，但这笔资金仅仅是美国向智能零排放绿色经济全面运行转型所需的部分首期款。建设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还要增加大量资金。正如前面提到的，为转型提供资金的担子将主要由各州、县、市承担。在华盛顿政界目前关于联邦政府在建设和管理国家新智能基础设施方面的参与度和作用的所有辩论中，实际情况是联邦政府在维护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很小。值得注意的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拥有美国93%的基础设施，支付75%的维护和改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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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绿色新政基础设施的转型中，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10年内的支出依旧大致遵循3∶1的比例，那么如果联邦政府每年投入1 150亿美元，各州每年就要投入约3 450亿美元，两项合计为每年4 600亿美元。回想起来，布拉特集团估计，2031年至2050年间，为了满足电力需求，智能电网仅扩大“输电投资”一项，每年就要增加400亿美元的新投资。其他研究还包括长期扩大基础设施规模而增加的成本。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美国国会目前正在讨论的基础设施提案是以10年为期的。尽管在最好的情况下，10年内建成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雏形是可能的，但是成熟的、可运营的一体化零排放智能绿色基础设施还要另一个10年才能全面建成。所以，我们这里谈的是一代人在20年间向全国性第三次工业革命模式的转型。假设联邦政府和各州保持同一水平，继续联合投资10年，那么预计20年间投入的资金约为9.2万亿美元。

即使假设美国的GDP不再增长，保持在每年20万亿美元左右（2018年的GDP），那么基础设施总投资每年大约占GDP的2.3%，基本等于目前仅用于修补和维护20世纪旧基础设施的投入（也占GDP的2.3%）。这相当于每年要投入GDP的4.6%，用于规划和部署先进的零碳排放数字智能基础设施，以管理21世纪的弹性经济。如果知道2010年至2015年间，中国用于基础设施的支出平均每年占GDP的8.3%，或许当美国把每年仅占GDP的2.3%的基础设施支出翻番时，吃惊的美国人会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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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如果美国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比中国低这么多，那么半个世纪后，美国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岌岌可危。我们要说的是，如果美国希望继续留在世界领先国家之列，那么每年的基础设施支出翻一番是合理的，而且在20年内转型为智能零碳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经济体是可能的，但前提是上下齐心。同样，在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这些预算可能会随着国家经历这次历史性的基础设施转型而不断修订和更新。

国家智能电网和其配套基础设施在20年内扩容将耗费9.2万亿美元的成本，比其他一些研究的成本预测略低。这是因为太阳能技术、风能技术、电池储能、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成本的指数级下降势头和物联网建筑环境带来的综合效率，在这20年内很可能有增无减，从而大大降低全国部署智能绿色基础设施的成本。此外，全面实行税收抵免、税收减免、补贴、低息贷款及其他激励措施，分级罚款，以及成本不断下降等，也可能会加快基础设施在家庭、企业、社区内的应用和跨社区的应用。随着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的引进，智能绿色基础设施无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不久之后，电力运输也会如此。

这一点需要重点强调。一般认为，基础设施是最重要的集中平台，由政府提供相当大的资金，供公众大范围使用，例如道路系统、电力线路、电话线路、发电厂、供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机场、港口设施等。一切都有利于民。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需要国家智能电网，即数字化管理的可再生能源互联网，可以协调和管理家庭、汽车、办公室、工厂和社区等数百万参与者之间的绿色电力流动。进出电网的许多实际基础设施组件本质上是高度分散的，由数百万个人、家庭和数十万小企业购买和拥有。太阳能屋顶、风力发电机组、物联网节点建筑、蓄电池、充电站、电动汽车等，都是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自上而下、静态、单向的庞大基础设施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横向扩展的分布式基础设施，本质上是流动、开放的，允许全世界几十亿的参与者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或上下班时通过不断发展的区块链平台，组装和重装、分解和重组自己所有的部分组件。

由于慷慨的税收减免及其他激励措施，加上基础设施组件和流程的成本呈指数级下降，许多智能基础设施将会联网。在绿色新政时代，基础设施具有参与性和民主化的潜力，如果它们在每个地区都是由公共机构而非私人公司进行监督和管理，那么就会转变为新的模式。9.2万亿美元的标价反映的只是这种数字化分布式基础设施在未来几十年可能出现和发展的方式。

总之不要忘了，美国每投资1美元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其GDP就将增加3美元，数百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也会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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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从何而来？

如果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全美推广20年期的绿色新政基础设施，9.2万亿美元的资金将从何而来？我们先从联邦政府说起。

在美国国会和白宫换届后，政府可能会提高对超级富豪的累进税率，这是可行的方法，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增长最快、最繁荣时就曾这样做过。这当然是合理且合法的，尤其是考虑到超级富豪和始终贫困的美国劳动力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美国城市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税收政策中心主任马克·梅热（Mark Mazur）认为，如果对年收入在1 000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征收70%的边际税（个人年收入达1 000万美元以上，但仅在年收入第一次达到1 000万美元以上时，征收该税），那么联邦政府每年就将增加720亿美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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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二大富豪、身价900亿美元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世界第三大富豪、身价840亿美元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都同意大幅提高对超级富豪的税率，并公开主张修改法律，解决超级富豪和其他人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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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在2019年2月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采访时明确表示，“我认为，可以让税收体系向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提高征税比例”。他还补充说，“这些财富不是普通收入。所以，如果想要创造更多公平，可能必须得靠资本利得税率和遗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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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同意这一观点，他说：“相对于普通人来说，富人的税负绝对是偏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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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超级富豪应缴税率所带来的收入，也可以应用于资助一项绿色新政来重建经济，从而在绿色基础设施转型时创造新的商业机会和大量就业机会。不过，仅这一项新的收入来源还不足以完成任务。

我们还可以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数十亿美元预算的一部分。这似乎也很合理。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估计，仅仅为了达到B级合格水平，美国每年就要再增加2 06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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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向第三次工业革命绿色智能基础设施转型，重建美国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征途中，这似乎只是一小笔钱，尤其是相比于美国气候灾害造成的累积损失，仅2017年，这项损失就高达3 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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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一年而已！

有些人高喊美国政府没钱大幅升级国家基础设施，他们可以想一想，仅2019年一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高达7 160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预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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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投入武器系统的资金约占国防部预算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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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防预算甚至高于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印度、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预算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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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在保护国土安全的资金分配方式上，显然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美国至少应该考虑将国防部的一小部分重点从成本更高但永远不会使用的武器系统重新分配给新的军事重点，用于保护国家免受网络战，管理与气候有关的灾难响应和救援任务。这些将日益成为我们的社区和国家在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最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联邦政府只需将国防部规模过大、夸大其词的武器系统预算削减12.6%（仅约占2019年总军事预算的4%左右），就可以给绿色新政增加300亿美元的资金。如果美国不愿意重新调整国防部预算的这一小部分，来建设应对网络战争和灾难性气候事件的弹性国家智能电网，那么国家将深陷危险之中。

此外，在每年给予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行业的近150亿美元的联邦补贴终止后，这部分资金也将纳入联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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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化石燃料业的资产正迅速搁浅，补贴这些行业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

经过对上述金额的简单汇总，我们可以得出：联邦政府每年通过对超级富豪加税，可以筹集700亿美元；通过削减12.6%的武器开发和采购费用，可以筹集300亿美元；通过终止对化石燃料业的补贴，可以再筹集150亿美元。总体来说，美国每年收入可增加1 150亿美元，这部分收入可作为联邦政府向零排放绿色基础设施转型提供的资金。

当然，这可能只是联邦政府在未来20年为扩大绿色新政规模而筹集必要资金的众多方案之一，可用的方案还有很多。例如，在拟议的普遍碳税中，其一小部分可用于为联邦政府推广绿色新政提供资金，其余的收入则分配给美国家庭，因此碳税的负担仍然由化石燃料业承担。这样分配的关键意义是，这些筹资方案是可执行的，而且不会严重损害超级富豪的巨额财富、五角大楼的战备、数百万美国家庭的安居乐业。

除此之外，同样有望至少提供部分资金的来源就是数万亿美元的公私养老基金。它们现在正把目光转向第三次绿色工业革命大规模转型带来的巨大投资机会。养老金热已经传遍美国，两党政客也在谈论它。《国会山报》发布的内容有助于民选官员、联邦官僚机构和游说团体同步了解政府内部的情况。2019年2月，《国会山报》刊登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荣誉退休教授英戈·沃尔特（Ingo Walter）和贸易风州际顾问公司的执行合伙人克莱夫·利普希茨（Clive Lipshitz）联合撰写的评论文章《公共养老金和基础设施：天作之合》指出，庞大的全国工人公共养老资金池与政府擦出火花，有助于为21世纪基础设施的升级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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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池将支持国家电网的推广和联邦政府所持实物资产的绿色化，这是可以肯定的。怎样平衡联邦政府在基础设施转型中的直接投资与养老基金及其他私有资本提供的扩建资金，可能会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会和白宫较量的核心。这一因素可能会使两党携手推进势不可当的零排放经济成功转型。

《天作之合》中提出一项重要警告：在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和相关项目中使用工会养老基金时，必须尽可能将工会劳动力纳入项目建设和扩展中，从而使工人的养老资本不会再被用于资助反对工会和在工作场所有意识地减少工会工作岗位的公司。目前只有11%的美国劳动力加入工会，建设绿色基础设施项目的工会劳动力不足，但到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工人们能有个保障，用来保护他们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

促使公私养老基金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结合的“媒人”是绿色银行。它们的任务是提供一定比例的可用资本，专门用于建设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规模绿色基础设施。

在过去10年里，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已经设立绿色银行，其在绿色能源上的投资达400亿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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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会联合会早在2012年就参与进来，敦促设立绿色银行作为清算场所，将全球大量工人的养老基金与绿色基础设施投资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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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担任美国国会议员、现在担任马里兰州参议员的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提出了2014年《绿色银行法案》，这是第一部联邦政府级别的绿色银行法。[康涅狄格州的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提出与之配套的参议院法案。]该法案最初授权发行100亿美元美国国债，利用银行来进行贷款、贷款担保、债务证券化、保险、投资组合保险以及其他形式的融资或风险管理，从而为绿色基础设施规模项目融资和开启绿色基础设施转型。

[36]

虽然范·霍伦提出的法案从未成为法律，但是他成功地给美国的绿色银行理念注入了活力。到2016年，纽约、康涅狄格州、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罗德岛、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等，都已经设立绿色银行并投入运营，其他行政辖区也正在着手建立绿色银行。

[37]

由于大部分基础设施由各州负责，所以联邦政府试图实现国家绿色银行制度化的任何计划显然都要调整做法，以适应许多州已经付诸实施的绿色银行方案。因此，当范·霍伦在2016年再次提出为建立国家绿色银行立法时，新法案不允许联邦政府直接为绿色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而是规定，国家绿色银行仅限于向各州、市的绿色银行提供贷款，然后由后者“直接”为绿色基础设施计划提供经济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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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金融结构如何组合，其中的养老基金资本都将成为转型的驱动力。对绿色新政的部署来说，这是个双赢局面。数千万工人把养老基金投资于祖国的未来建设，尽可能保护工会工人的权益，保护工人组织的权利，保证养老基金的可靠回报，同时正面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激发绿色新时代国家基础设施转型带来的大量新的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

不管什么样的绿色银行法案最终可以颁布成法，在联邦一级上，公共养老基金，甚至越来越多的私营养老基金，都将在绿色新政的融资中发挥重大作用。它们的主要意义将是未来20年为州一级和地方一级更大规模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财力支持，每年达到3 450亿美元。

但是，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由于基础设施本质上是每个公民都需要获得和使用的公共物品，因此基础设施服务一直被认为是由地方、州、国家等各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现有公共基础设施以特许方式出售或出租给私营部门，新基础设施从一开始就已经出现私有化，所以国家和地方各级基础设施的所有方式已经发生变化，称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种转变部分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政治形势变化。当时，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执政，两人都支持私有化和放松管制。过去和现在的理由都是，如果没有竞争紧逼，监督并运营政府资助和管理的基础设施的政府机构最终都会变成创新缓慢、懒散迟钝的官僚机构和毫无作为的管理者。

这是新自由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将关键的基础设施服务私有化，然后让“开放市场”管理这些服务。这里，我不得不顺便补充一句，私营部门掌控基础设施会改善服务的说法，从来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铁路、电网、邮政、公共卫生、公共电视及其他政府服务，看起来都非常高效地运转着，至少在发达国家确实不错。尽管如此，公共基础设施的政治化依旧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至少赋予从撒切尔和里根到布莱尔和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政府足够的勇气，把许多传统基础设施的责任交给私营部门和变化无常的市场。我想，如果这一时期的历史足够悠久，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在传统市场中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私营部门，急于掌控可能有利可图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这些服务的对象固定且忠实，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收益可观。

近些年来已经出现第二波基础设施私有化浪潮，主要是为了应对公共债务的增长。特别在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工资满足不了生活成本的时代，有些国家的公民希望减轻税负。因此，地方政府和州政府指望着把越来越多的公共基础设施私有化，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负责监督基础设施的私营公司更多地将此看作生意而不是服务，它们往往更加处心积虑地从中榨取利润，经常导致行业观察家所说的“倒卖资产”。这个问题在私营监狱、收费公路、学校等都非常普遍，而且反复出现。

收回基础设施

随着养老基金进入基础设施投资，这一领域出现了一批新的出资人。他们与基础设施的关系在许多方面与私营公司均有所不同。养老基金的受托人更倾向于把自己看成是保管人或管家，因此他们的投资方式反映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主要是受成员和工会领导人的推动，公共养老基金的受托人一直是ESG投资的开拓者，现在私人养老基金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养老基金带来了不同的心态，使人们更乐意将“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项目。

在过去几年里，养老基金已经开始重新配置其投资组合，远离高估的、有风险的短期传统股票投资，该类投资易受过热的牛市和随之不断加深的衰退期之间循环波动的影响。养老基金的受托人越来越喜欢投资波动小、更安全、回报可预知的长期绿色债券，而基础设施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普华永道和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者协会最近的研究报告《全球基础设施投资》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该报告指出，“在大量涌入的寻求长期稳定回报的资本（其中大部分来自养老基金）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基础设施过去10年间已经开始转型”。

[39]

对于公务员退休基金来说，投资公共基础设施的决定不会受到阻挠，因为其成员都在公共部门工作，非常了解公共服务的重要性。公私养老基金更有可能青睐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成员生活和工作地区的基础设施，这是因为投资还可以为他们及其家人带来改善基础设施服务的好处。

无论如何，一切已然发生。魁北克庞大的养老基金——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已经汇集足够的财力，开发和运营蒙特利尔的轻轨系统。

[40]

荷兰养老基金已经与地方工程公司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在其所在地区投资新建道路。

[41]

长远来看，养老基金投资公共基础设施比跨国公司将基础设施私有化并作为纯营利性业务运营要好得多。

接下来，我想从个人的角度谈谈，我为什么要将跨国公司将基础设施私有化和养老基金直接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做对比。回想一下谷歌的多伦多计划。谷歌希望将智能基础设施私有化，并对其进行扩建和管理，最终监督整个大都市地区来来往往的全部人口。尽管令人不安，但这是互联网巨头和信息通信技术企业大展宏图的下一个市场。拉里·佩奇（Larry Page）自己也说，显然他对数字技术固有的效率和效益如此着迷，以至想都没想过公众可能会反感这个概念。我可以告诉你，从我与欧盟各地区合作部署长期绿色基础设施路线图的经验来看，全球大型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和电信公司，将手中的公共基础设施进行私有化的尝试，普遍没有成功。

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公共融资自身也有问题。首先，政府需要将账面上债务与GDP之比降到最低。这也是欧盟的一项普遍要求。美国的地方政府和州政府也已经注意到同样的限制，它们意识到所需的投资将不仅仅来自相应提高的税收或增加的债务。那么，我们如何走出迷宫，找到务实的方案为21世纪的绿色智能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呢？金融界越来越强烈的共鸣是：我们应该寄望于公私养老基金资金池里尚未开发的数万亿美元带来的投资机会。

他们认为，养老基金愿意投资并且渴望投资，真正棘手的问题是没有现成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以投资。这个问题不是美国市场独有的，世界各地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全世界的城市、地区和国家正在修补成千上万个互无联系的小型试点项目，几乎没有扩大基础设施转型规模的计划。例如，英国目前只有一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正在部署中，资金来自某个养老基金财团，这个项目就是伦敦耗资42亿英镑的超级下水道——泰晤士河潮路排水隧道，该项目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对首都污水管道系统最大规模的全面检修”。

[42]

负责监督兰开夏郡120亿英镑养老基金的地方养老金合伙公司的首席投资官克里斯·鲁尔（Chris Rule）直截了当地说：“我的看法是，养老基金非常愿意投资英国的基础设施，但（问题）在于供求关系。寻求投资的资金多，但投资机会少。这就拉低了收益率。”对于养老金投资机构和保险公司（另一个寻求大型基础设施开发投资机会的主要参与者）都在讨论的主题，德盛安联资产管理公司基础设施债券团队的总监阿德里安·琼斯（Adrian Jones）回应说：“我们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彻底改革引导更多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可以投资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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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基金受托人普遍抱怨道：“别再试点了！给我们一些可以投资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部署项目吧。只要在一段时间内有稳定的回报，我们就投资。”

综上所述，美国的市、县、州等各级政府或担忧GDP与债务之比提高，或不愿通过提高税收为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而养老基金渴望大规模投资，所以双方具备长期合作的条件，可以迅速推动美国各地区的绿色零碳公共基础设施转型。

开启美国的绿色新政之前，还有一个障碍需要解决。美国大部分地方级基础设施投资来自免税市政债券。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地方政府通常会选择通过公共采购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而不是与私营公司以公私合作的方式融资，因为免税的市政债券更便宜、更受欢迎，对基础设施私有化感到不安的公众也更容易买账。但是反过来，私营企业经常抱怨它们无法与免税市政债券带来的廉价投资进行竞争，也无法说服自己，要赢得公私合作协议就必须接受较低的投资回报。

相比而言，养老基金投资绿色市政债券的意愿更强，甚至为了获得成为地方政府投资合作伙伴的机会，接受较低的回报率，因为它们的主要兴趣是保证养老基金成员获得稳定的回报。尽管如此，由于养老基金也是免税的，而投资免税市政债券不会获得额外的价值，所以这些养老基金也不会完全投入免税的市政债券市场。但是，当市政府和州政府试图吸引公私养老基金购买绿色公共债券时，养老基金顾问提出的一项新提议的吸引力就越来越大了。这个想法就是通过税收抵免的形式，鼓励养老基金投资绿色公共债券。

麦卡托顾问公司的大卫·塞尔策（David Seltzer）在2017年的公共就业与退休制度全国大会上提出了这个想法。他建议：“养老基金可以申请债务或股权投资的税收抵免。”他进一步解释说：“养老基金将不可退还的可退税额度变现的方法是，用它们抵免向美国财政部缴纳的补助预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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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税法中有大量税收优惠方案，让跨国公司、大量获得补贴的行业、金融界和富豪受益。而这种规模相对较小的税收抵免，目的仅仅是提供足够的回报，使养老基金可以投资绿色债券，为美国基础设施项目融资。还有一个好处是，如果建立税收抵免制度，让数十亿美元的养老基金可以撤出化石燃料业，投入绿色新政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那么这不仅有助于确保7 300万美国工人在退休后有所依仗，还能保障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气候变化的世界里安居乐业。

尽管税收抵免肯定会吸引犹豫不决的养老基金投资绿色市政债券，但各市和各州仍面临着公共债务增加的问题。为了减少公共债务，各市和各州将不得不接受某些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然而，在政府与私营企业签订协议，将基础设施私有化的过程中，惨烈的结果比比皆是：绩效和管理不达标、成本超支、倒卖资产以维持利润、破产。对于将公共基础设施私有化的企业来说，底线收益高于一切。因此，它们打着降低成本的名义，随时随地削减开支，最终破坏它们负责建设和管理的基础设施的高效运行。

能源服务公司：绿色新政的商业模式

不过，还有一种形式可以让绿色新政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蓬勃发展，而且它已经有25年的成功经验，那就是“能源服务公司”。这种激进的商业模式依靠所谓的“绩效合同”来保障利润，是一种违反常理的商业方法，颠覆了由买卖双方组成的市场的基础——资本主义的重要基本原则。

绩效合同完全脱离由买卖双方组成的市场，取而代之的是由供应商和用户组成的网络，其中能源服务公司全面负责为所有工作融资，并以成功生产绿色新能源和实现合同规定的能源效率为基础，获得资本投资回报。

凭借政府与能源服务公司之间新型的公私合作关系，私营企业的技术专长和最佳实践将为公众服务，从而以双赢的方式在公私部门之间创造强大的新动力。反过来，养老基金是大多数该类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进行融资的最佳合作对象。在这种合作关系中，资金将来自数百万美国工人的递延工资，而工人们得到的好处是养老金获得稳定可靠的回报，新兴绿色经济带来数百万新工作岗位，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拥有接近于零碳的绿色未来。这种全新的经济模式首次将地方和州政府、商界以及美国工人凝聚起来，形成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相互促进，改变社会契约的本质。

新的合作方式：首先，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发出招标通知；其次，能源服务公司竞标承建部分或全部基础设施，条件是中标公司负责为基础设施提供建设资金。能源服务公司资本投资的回报来自安装太阳能和风能技术进行绿色发电，在国家智能电网建设和管理中提高输电效率，改善淡水和废水系统所产生的能源效率及其他类型的绩效合同实现的能源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入，这些绩效合同的内容包括：改造建筑物，使其更加适应气候相关事件；在设施内部和周围安装储能设备；安装物联网传感器以监测和提高能源效率；安装电动汽车充电站；更新生产设施、工艺和供应链以提高企业运营各个阶段的总效率等。

政府和能源服务公司也可以签订其他形式的绩效合同。例如，能源服务公司通常有为绩效合同相关项目融资的开放渠道，政府机构可以在这些公司的帮助下获得履行绩效合同的资金。在该类绩效合同中，政府机构负责偿还融资，而能源服务公司仍然负责项目款项和成本的储蓄担保，并承担所有损失。该形式的吸引力在于政府机构可以享受公共项目的免税政策，这对能源服务公司和政府机构而言，都更有吸引力。

[45]

通过绩效合同，客户还可以在合同项目进行时和能源服务公司的投资全部还清之前，就开始分享绿色能源发电和能源效率提高带来的好处。修订后的绩效合同被称为“节能合同”。一般来说，在公司的投资全部收回并终止合同之前，能源服务公司会得到最大份额的能源收益和能源效率，通常达到85%；此后，所有未来收益均归客户所有。

[46]

各市、县、州最终将拥有建成的智能高效的低碳基础设施，而且不用负责项目期间的资本投资或承担任何财务损失。坚持“利成于益”的社会责任养老基金是适合能源服务公司从事绿色能源生产和节能建设的融资机制。

正如前面提到的，“能源服务公司”这一商业模式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之后在美国和欧洲稳步发展，但是近年来，中国在该领域已经跃居领先地位。截至2018年，中国能源服务公司的收入占该领域全球收入的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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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7年底，中国共有6 137家能源服务公司，雇佣员工685 000名。

[48]

2017年，中国能源服务公司的行业价值已经达到590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850亿美元。

[49]

能源服务公司既在私人领域运营，也在公共领域运营。通常位于弱势社区的私人住宅（特别是中低收入阶级的住房）、老商业区，以及工业园区和科技园区不得不将基础设施转型为第三次绿色工业革命的模式。无论是在政府领域、商业领域，还是在公民社会，能源服务公司的商业模式都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各个市、县、州都需要为住宅基础设施、商业基础设施、工业基础设施和机构基础设施的转型制定慷慨的税收抵免和累进税收惩罚政策，以鼓励绿色新政转型。

无论是公共基础设施还是私有基础设施，在从肮脏的化石燃料承载的社会向清洁的绿色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现实情况是，最贫穷的社区最脆弱、得到的关注最少。然而，正是在这些地方，地方政府和能源服务公司之间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才可能产生最大的影响，通过帮助处于风险中的社区实施绿色新政基础设施转型，不但能够让其得益于由此带来的新业务和就业机会，同时还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日益增多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科学》杂志在2017年6月发表过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该文逐县研究了气候变化对美国各个社区可能产生的影响。根据作者的报告，温度升高对美国南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南部最贫困的社区影响最大，到21世纪末，可能导致这些地区的GDP损失达到当地收入的20%。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所罗门·向（Solomon Hsiang）警告说：“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不做出任何改变，这可能会造成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穷人向富人的财富转移。”

[50]

毫不奇怪，气候变化对美国公共卫生的影响同样巨大，并再次波及最贫穷的社区。那里的人们少有机会获得充分的卫生服务，而且应对气候变化事件所采取的补救适应计划也很少惠及这些地方。来势汹汹的气候变化对公众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越来越严重：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臭氧空洞和颗粒物污染破坏人们的肺功能，最突出的是导致哮喘；野火蔓延引起的烟雾也在危害人们的健康；季节性温度升高增加人们与过敏原接触的机会；中暑和心血管疾病等与天气过热有关的疾病和死亡事件增多；由于昆虫地理分布变化引起的病媒传播的疾病发生率增加，等等。

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民众在遭遇气候变化引起的飓风、洪水、干旱、野火等之后，又逃不过与气候变化密不可分的日益增多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除了这些灾难对生命造成的直接威胁外，还有水污染造成的间接影响。

美国许多老旧社区的污水处理系统有两种用途：将废水输送至污水处理厂和排放雨水。但是现在，美国许多地方的暴风雨和飓风严重程度加剧，排污/排水基础设施被淹没，迫使未经处理的污水和暴雨径流流入住宅、企业、社区和当地的河溪中，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威胁。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不幸的是，与此同时，市政当局还在把淡水和公共卫生系统出售给私营企业，而私营企业因为担心利润率下降，往往不愿升级陈旧的供水、排污、排水系统。

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城市逐渐意识到，破旧的供水、排污、排水系统与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共同作用，将对公共卫生和安全构成威胁。于是，各地最近开始重新把这些关键基础设施收归市政管理，以确保公众重新控制传统上由政府管理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保障社区公共卫生。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穷人仍然最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所在社区的基础设施往往最老旧、最脆弱，最难获得充足的公共卫生服务，修缮改造项目也最少。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应优先考虑让能源服务公司代表地方政府、州政府和私营部门介入全国最弱势的社区和最贫困人口。

理解水资源与能源之间的关系对于向零排放社会转型至关重要，而能源服务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加速这一转变最有效、最具商业可行性的模式。尽管水资源与能源的关系在气候变化、减排战略和社会适应能力建设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公共领域对此的讨论很少。水资源可以产生能量，而反过来，能量又可以用来吸收、净化和循环利用水资源。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事实上，发电需要大量的水资源。发电厂使用煤、石油、天然气和核燃料来烧水，从而产生蒸汽来带动涡轮机发电。蒸汽需要冷却。令人震惊的是，“（2015年）热电动力的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41%”。

[51]

气候变化导致世界各地普遍干旱，而主要使用化石燃料和核燃料的发电方式正在迅速消耗含水层储量，并经常导致其他重要公共服务的可用水量减少，迫使发电厂减少向用户供电。

此外，淡水的提取、净化和分配以及废水的回收和补充都少不了能源。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与水有关的能源消费每年消耗该州19%的电力、30%的天然气和880亿加仑

[52]

的柴油燃料”。

[53]

供水设备和废水处理设备使用的能源“占典型的美国市政能源预算的35%”，“约占美国能源使用的3%~4%”。

[54]

为了提高在输送淡水和回收废水方面的能源效率，节约能源成本，市政当局已经开始与能源服务公司展开合作，方式包括：升级泵水系统；实现淡水和废水系统自动化；利用厌氧消化从废物中获取绿色沼气能源；实现公园和农田灌溉的循环用水；以及更好地循环利用建筑物内的淡水和管道系统。跨越水资源和能源的关系部署的能源服务公司可以提高各个街区、社区和国家的水资源和能源的总使用效率，是实现零排放循环经济的关键。

通过在社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弹性，绩效合同不仅关乎适应气候变化、确保无人掉队和保证社区公共卫生，也关乎效率、生产力和GDP。事实上，在绩效合同中，这些都是密不可分的。

这种新型资本主义将社会责任融入商业计划之中。能源服务公司不断追求能够确保投资得到回报的新技术和新管理方法，而社区也能从中受益：家庭和企业的公共事业费降低；家庭和企业使用的清洁可再生能源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绿色电力为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提供动力；从而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公共健康，带来新的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使收益回流到社区以提振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绩效合同的成功完全取决于培训和调动数百万半技术型、技术型、专业工人，他们改造美国现有的住宅、商业建筑、工业建筑和公共建筑，建设国家智能电网，安装太阳能和风能设备，铺设宽带电缆，嵌入物联网技术，生产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制造和安装充电站、储能设施，铺设全国范围的太阳能智能道路。能源服务公司根据绩效合同运营，对公司本身、劳动者和社区都有益。

绩效合同不单单是资本主义的新内容，更是资本主义模式的彻底变革，它迫使我们在21世纪改变社会建构经济生活的方式。我仍记得自己于1963年在沃顿商学院的第一节营销课的情景，市场营销学教授在黑板上写下拉丁语的“买方责任自负”，并告诫学生们，如果他们在课堂上什么都没有学到，那么起码应该记住这个基本原则。这句话指的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卖方从来不希望买方掌握关于产品或服务的所有信息，包括真实成本、实际性能、生命周期等。这种缺乏透明度的制度使买方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公司的特约条款虽然可以部分减少买卖双方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但是肯定保护不了买方。

绩效合同通过淘汰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用网络中的供应商和用户取代传统的资本主义模式，避免了买卖双方在市场交易中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同时也消除了只利于卖方的不平等优势。

值得重申的是，在绩效合同中，能源服务公司只能通过保证自身绩效来收回投资。这意味着只有提高足够多的能源产量和总效率，能源服务公司才能收回投资。在这个过程中，用户也可以搭顺风车。一旦能源服务公司的投资获得回报，用户就能从已经安装的设备和相应实施的效率流程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和能源效率。

能源服务公司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服务的目的是提高客户业务运营的总效率、生产率和再生能力，从而降低运营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减少碳足迹、让循环性和弹性深入客户业务实践的各个方面。许多能源服务公司在第一份绩效合同收回成本后，都会通过用户服务的持续升级来扩展其服务，特别是在工商业领域。

迄今为止，能源服务公司更多的是专营，一般是扩大规模较小的单个项目。但是，面对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在街区、城市、地区和陆地领土范围内扩大绿色新政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迫切要求，我们对这种新商业模式的期待及其本身的声望已经大大提升。

在法维翰咨询公司（TIR咨询的合作伙伴）发布的2017年能源服务公司业绩报告中，排名前十的公司是：（1）施耐德电气；（2）西门子；（3）Ameresco（一家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公司）；（4）Noresco（一家能源服务公司）；（5）特灵；（6）霍尼韦尔；（7）江森自控；（8）McKinstry（一家建筑和能源服务公司）；（9）能源系统集团；（10）AECOM（一家全球基础设施综合服务企业）。

[55]

施耐德和西门子过去10年都曾纳入TIR咨询集团的地区路线图。

2013年，西门子首席执行官罗旭德（Peter Löscher）邀请我参加西门子的年度会议。我先与董事会进行交流，然后与该公司的20位全球部门领导展开扩展对话，讨论怎样开始为建设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创造业务模式和扩大业务发展机会。我在和部门领导开会时发现，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互不联系的。西门子下设信息技术、能源、物流、基础设施等部门，都是部署智能绿色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会议的时机很凑巧，西门子正在重塑品牌，力图成为“解决方案供应商”，去帮助创建可持续智能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该公司提供了主线，促使各个部门摆脱孤立状态，成为更具凝聚力和包容性的解决方案供应商。

我们在会议上讨论了能源服务公司的绩效合同模式，一致认为这是新的商业机制，可以用于扩大跨都市和农村地区的智能基础设施。5年后，西门子已经为黄金机会做好准备。2018年2月8日，我再次受邀前往纽约，向与会的客户、顾客、开发商、基础设施组织成员、投资银行和政策顾问讲解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次会议名副其实，名为“投资明天：北美城市的数字化”。会议的一部分内容专门谈的是推广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绩效合同。

尽管西门子在2018年《财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66位，但是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仅凭一己之力在每个城市、地区和国家进行为期20年的建设，实现世界经济向第三次工业革命零碳模式的转型。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西门子等数百家大公司将与数千家地区性中小型高科技企业联合起来，加入连锁的合作社，采用能源服务公司的绩效合同业务模式，由全球和全国养老基金联盟提供资金，与地方市政当局和地区政府合作，扩大绿色新政智能基础设施的规模。在15～20年的时间中，这种分布式能源服务公司的连锁模式很可能是实现地方经济和地区经济迅速转型的最为适合的方法。

全球企业将抛弃旧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即利用传统的商业方法单打独斗，让私营企业建设和管理新的绿色基础设施，让它们在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方面拥有影响力和控制权。

相比之下，新的绩效合同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作为服务于社区普遍福利的“公共场所”，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所有权仍在市、县、州政府手中，但同时，相关责任转移给能源服务公司，由后者承担融资责任，确保基础设施的成功建造和管理。供应商和用户组成的网络中的“利成于益”取代由买卖双方组成的市场中的“买方责任自负”。

这就是“社会资本主义”的本质。作为一种务实的商业模式，“社会资本主义”可以在短时间内加快向接近零排放的时代转型。如果说由买卖双方组成的市场是适合化石燃料文明和“进步时代”的商业模式，那么由能源服务公司供应商和用户组成的网络就是在新兴“弹性时代”建设和管理绿色可持续文明的标志性商业模式。

[1] Morgan Stanley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Investing, Sustainable Signals: New Data from the Individual Investor, 2017, https://www.morganstanley.com/pub/content/dam/msdotcom/ideas/sustainable-signals/pdf/Sustainable_Signals_Whitepaper.pdf (accessed March 23, 2019), 1.

[2] Forum for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ustainable Investing Assets Reach $12 Trillion as Reported by the US SIF Foundation’s Biennial Report on US Sustainable, Responsible and Impact Investing Trends,”news release, October 31, 2018, https://www.ussif.org/files/US%20SIF%20 Trends%20Report%202018%20Release.pdf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9).

[3] George Serafeim, Public Sentiment and the Price of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19-044, 2018, https://www.hbs.edu/faculty/Publication%20Files/19-044_a9bbfba2-55e1-4540-bda5-8411776a42ae.pdf (accessed March 4, 2019); Nadja Guenster, Jeroen Derwall, Rob Bauer, and Kees Koedijk, “The Economic Value of Corporate Eco-Efficiency,”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17, no. 4 (September 2011): 679–704, doi:10.1111/j.1468-036X.2009.00532.x; Gordon Clark, Andreas Finer, and Michael Viehs,From the Stockholder to the Stakeholder: How Sustainability Can Drive Financial Outperformance,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Arabesque Partners,March 2015, https://arabesque.com/research/From_the_stockholder_to_the_stakeholder_web.pdf (accessed March 24, 2019).

[4] Jessica Taylor, Alex Lake, and Christina Weimann, The Carbon Scorecard, S&P Dow Jones Indices, May 2018, https://us.spindices.com/documents/research/research-the-carbon-scorecard-may-2018.pdf (accessed March 23, 2019), 1.

[5] Jessica Taylor, Alex Lake, and Christina Weimann, The Carbon Scorecard, S&P Dow Jones Indices, May 2018, https://us.spindices.com/documents/research/research-the-carbon-scorecard-may-2018.pdf (accessed March 23, 2019), 1.

[6] Jonathan Woetzel et al., Bridging Infrastructure Gaps: Has the World Made Progress? McKinsey & Company, October 2017,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capital-projects-and-infrastructure/our-insights/bridginginfrastructure-gaps-has-the-world-made-progress (accessed March 24, 2019), 5;Jeffery Stupak, Economic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ttps://fas.org/sgp/crs/misc/R44896.pdf (accessed March 24,2019), 1.

[7] Ipsos,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dex—Public Satisfaction and Priorities 2018,”2018, https://www.ipsos.com/en/global-infrastructure-index-public-satisfactionand-priorities-2018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9), 5.

[8] Lydia DePillis, “Trump Unveils Infrastructure Plan,” CNN, February 12, 2018,https://money.cnn.com/2018/02/11/news/economy/trump-infrastructure-plandetails/index.html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9).

[9] Ed O’Keefe and Steven Mufson, “Senate Democrats Unveil a Trump Size Infrastructure Plan,”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democrats-set-to-unveil-a-trump-styleinfrastructure-plan/2017/01/23/332be2dc-e1b3-11e6-a547-5fb9411d332c_story.html?utm_term=.0c4ac52f5d8c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9).

[10] “America’s Splurge,”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4, 2008,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08/02/14/americas-splurge (accessed February 27,2019).

[11] “The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History (TV network), May 27, 2010, https://www.history.com/topics/us-states/interstate-highway-system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9).

[12] KEMA, The U.S. Smart Grid Revolution: KEMA’s Perspectives for Job Creation, January 13, 2009, https://www.smartgrid.gov/files/The_US_Smart_Grid_Revolution_KEMA_Perspectives_for_Job_Cre_200907.pdf (accessed April 3, 2019), 1.

[13] “Why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Understood We Needed the Interstate System,”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updated July 24, 2017, https://www.fhwa.dot.gov/interstate/brainiacs/eisenhowerinterstate.cfm (accessed April 3, 2019).

[14]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Estimat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the Smart Grid: A Preliminary Estimate of the Investment Requirements and the Resultant Benefits of a Fully Functioning Smart Grid, March 2011, https://www.smartgrid.gov/files/Estimating_Costs_Benefits_Smart_Grid _Preliminary_Estimate_In_201103.pdf (accessed March 24, 2019), 1–4.

[15] Terry Dinan, Federal Support for Developing, Producing, and Using Fuels and Energy Technologies, testimony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March 29, 2017):3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115th-congress-2017-2018/reports/52521energytestimony.pdf; David Funkhouser, “How Much Do Renewables Actually Depend on Tax Breaks?” 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March 16,2018, accessed March 28, 2019, https://blogs.ei.columbia.edu/2018/03/16/howmuch-do-renewables-actually-depend-on-tax-breaks/.

[16] The Plug-In Electric Vehicle Tax Credit, report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November 6, 2018).

[17] United States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Retrofits: Market Sizing and Financing Models, repor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Deutsche Bank Group, March 2012): 3.

[18] Weiss, Jürgen, J. Michael Hagerty, and María Castañer, The Coming Electrificat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Why We Need a Robust Transmission Grid , report (The Brattle Group, 2019).

[19] Justin Gerdes, “Political Breakthroughs Brighten Outlook for Germany’s Grid Expansion,” Green Tech Media, June 13, 2019,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political-breakthroughs-brighten-outlook-for-germanys-gridexpansion#gs.m4clol (accessed June 13, 2019).

[20] Elizabeth McNichol, It’s Time for States to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2017, https://www.cbpp.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2-23-16sfp.pdf (accessed March 23, 2019), 5.

[21] Jonathan Woetzel et al., Bridging Infrastructure Gaps: Has the World Made Progress? McKinsey & Company, October 2017,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capital-projects-and-infrastructure/our-insights/bridginginfrastructure-gaps-has-the-world-made-progress (accessed March 24, 2019), 5.

[22] Jeffery Werling and Ronald Horst, Catching Up: Greater Focus Needed to Achieve a More Competitive Infrastructure, report t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of Manufacturers, September 2014, https://www.nam.org/Issues/Infrastructure/Surface-Infrastructure/Infrastructure-Full-Report-2014.pdf (accessed March 12,2019), 9.

[23] Jeff Stein, “Ocasio-Cortez Wants Higher Taxes on Very Rich Americans.Here’s How Much Money That Could Raise,”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05,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19/01/05/ocasio-cortezwants-higher-taxes-very-rich-americans-heres-how-much-money-could-thatraise/?utm_term=.bcc9d21df1ca (accessed March 28, 2019).

[24] “The World’s Billionaires, 2018 Ranking,”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billionaires/list/ (accessed March 5, 2019).

[25] Kathleen Elkins, “Bill Gates Suggests Higher Taxes on the Rich — The Current System Is ‘Not Progressive Enough,’ He Says,” CNBC, February 14, 2019,https://www.cnbc.com/2019/02/13/bill-gates-suggests-higher-taxes-on-thosewith-great-wealth.html (accessed March 1, 2019).

[26] Emmie Martin, “Warren Buffett and Bill Gates Agree That the Rich Should Pay Higher Taxes — Here’s What They Suggest,” CNBC, February 26, 2019, https://www.cnbc.com/2019/02/25/warren-buffett-and-bill-gates-the-rich-should-pay-higher-taxes.html (accessed March 1, 2019).

[27]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The 2017 Infrastructure Report Card: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https://www.infrastructurereportcard.org/wp-content/uploads/2017/01/2017-InfrastructureReport-Card.pdf (accessed March 12, 2019), 7.

[28] Adam B. Smith, “2017 U.S. Billion-Dollar Weather and Climate Disasters: A Historic Year in Context,” NOAA, January 8, 2018, https://www.climate.gov/news-features/blogs/beyond-data/2017-us-billion-dollar-weather-and-climatedisasters-historic-year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9).

[29] Jeff Stein, “U.S. Military Budget Inches Closer to $1 Trillion Mark, as Concerns over Federal Deficit Grow,”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9,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8/06/19/u-s-military-budgetinches-closer-to-1-trillion-mark-as-concerns-over-federal-deficit-grow/?utm_term=.1f2b242af129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9).

[30]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Weapon Systems,” https://www.cbo.gov/topics/defense-and-national-security/weapon-systems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9).

[31] “U.S. Defense Spending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Peter G. Peterson Foundation, May 7, 2018, accessed March 27, 2019, https://www.pgpf.org/chartarchive/0053_defense-comparison.

[32] Dana Nuccitelli, “America Spends over $20bn per Year on Fossil Fuel Subsidies. Abolish Them,” The Guardian, July 30, 2018, https://www .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climate-consensus-97-per-cent/2018 /jul/30/america-spends-over-20bn-per-year-on-fossil-fuel-subsidies -abolish-them(accessed May 13, 2019); Janet Redman, Dirty Energy Dominance: Dependent on Denial, Oil Change International, October 2017, http://priceofoil.org/content/uploads/2017/10/OCI_US-Fossil-Fuel-Subs-2015-16_Final_Oct2017.pdf (accessed May 14, 2019), 5.

[33] Ingo Walter and Clive Lipshitz, “Public pensions and infrastructure: A match made in heaven,” The Hill, February 14, 2019, accessed March 27, 2019, https://thehill.com/opinion/finance/430061-public-pensions-and-infrastructure-amatch-made-in-heaven.

[34] “Green Bank Network Impact Through July 2018,” Green Bank Network,https://greenbanknetwork.org/gbn-impact/ (accessed April 19, 2019).

[35]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What role for pension funds in financing climate change policies? May 23, 2012 (accessed April 19, 2019).

[36] Devashree Saha and Mark Muro, “Green Bank Bill Nods to States,” Brookings,May 20, 2014,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the-avenue/2014/05/20/greenbank-bill-nods-to-states/ (accessed April 19, 2019). The text of the bill is a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3th-congress/house-bill/4522/text.

[37] “Example Green Banks,” Coalition for Green Capital, http://coalitionforgreencapital.com/green-banks/ (accessed April 19, 2019).

[38] Chijioke Onyekwelu, “Will a National Green Bank Act Win Support?” Clean Energy Finance Forum, July 18, 2017, https://www.cleanenergyfinanceforum.com/2017/07/18/will-national-green-bank-act-win-support (accessed April 19,2019).

[39] PwC and GIAA,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The Role of Private Capital in the Delivery of Essential Assets and Services, 2017, https://www.pwc.com/gx/en/industries/assets/pwc-giia-global-infrastructure-investment-2017-web.pdf(accessed March 23, 2019), 5.

[40] Caisse de depot et placement du Quebec,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au express metropolitain has officially started,” news release, April 12, 2018, https://thehill.com/opinion/finance/430061-public-pensions-and-infrastructure-a-match-madein-heaven (accessed May 10, 2019).

[41] Ingo Walter and Clive Lipshitz, “Public Pensions and Infrastructure: A Match Made in Heaven,” The Hill, February 14, 2019, https://thehill.com /opinion/finance/430061-public-pensions-and-infrastructure-a-match-made-in-heaven(accessed May 13, 2019).

[42] Attracta Mooney, “Pension Funds Crave Mor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1,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a05fe960-95ec11e6-a1dc-bdf38d484582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9).

[43] Attracta Mooney, “Pension Funds Crave Mor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1,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a05fe960-95ec11e6-a1dc-bdf38d484582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9).

[44] David Seltzer, “Potential New Federal Policy Tools to Encourage Pension Fund Investment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lectur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c Employee Retirement Systems, San Francisco, September 11, 2017.

[45] Maryland Energy Administration, Guide to 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 for Local Governments, July 2014, https://energy.maryland.gov/Documents/FINAL EPCAPLocalGovernmentEPCGuide071014.pdf (accessed March 22, 2019).

[46] Hawaii State Energy Office, “Pros & Cons of Guaranteed Energy Savings vs.Shared Savings Performance Contracts,” fact sheet, February 2013, https://energy.hawaii.gov/wp-content/uploads/2012/06/Pros-and-Cons-of-guaranteedvs.-shared-energy-savings-2013.pdf (accessed March 23, 2019).

[47] Energy Charter Secretariat, “China Energy Efficiency Report: Protocol on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Energy Charter,2018, 107; Energy Efficiency 2017,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report, 2017,13.

[48] Energy Charter Secretariat, “China Energy Efficiency Report: Protocol on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Energy Charter,2018, 107; Energy Efficiency 2017,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report, 2017, 108.

[49] Energy Charter Secretariat, “China Energy Efficiency Report: Protocol on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Energy Charter,2018, 107; Energy Efficiency 2017,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report, 2017, 108.

[50] “Study: Climate change damages US economy, increases inequality,” Rutgers University, public release, June 29, 2017, https://www.eurekalert.org/pub_releases/2017-06/ru-scc062317.php.

[51] C.A. Dieter et al., Estimated use of wa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5: U.S. Geological Survey Circular 1441, June 19, 2018.

[52] 1加仑≈3.7854升。——编者注

[53] California Energy Commission, California’s Water-Energy Relationship, Final Staff Report, November 2005.

[54]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nergy Efficiency in Water and Wastewater Facilities: A Guide to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Programs, August 2, 2014, 1; Statewide Assessment of Energy Use by the Municipal Water and Wastewater Sector. Final Report 08-17, New York State Research November 2008.

[55] Tom Machinchick and Benjamin Freas, Navigant Research Leaderboard: ESCOs: Assessment of Strategy and Execution for 14 Energy Service Companies, Navigant Research, 201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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