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西夜话〗北团汀简史卷二·解放前的北团汀

Mike 2024年12月10日 13:57 0

来源：迁西县文史资料第8辑《乡村纪事》（孙法仲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作者：李林山

土地状况

土改前，除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家外，多数人家或土地很少或根本没有土地，只好以耍手艺、卖苦力或到口外做小买卖为生。有的当木匠、铁匠、修船师傅，有的担八根绳，有的靠砍柴卖钱为生。有的实在过不下去，只好逃荒到外地。

李洪岐家为本村有名的大户，人口不多，但有土地100多亩，长年雇用长工。魏顺祥一年四季在他家扛活，还有专门做饭的女工。哥哥李洪岐在家主持家务、经营土地，弟弟李洪印则专心经商。家有一辆马车，但不雇赶车的，而是自己当车把式。主要的不是给人拉脚，而是作为商业交通工具。他们在当地收购板栗、花生米运到唐山，换取布匹、食盐、大米、面粉回来到兴城、三屯营等地销售，取得不少利润。李洪岐发财的欲望极强，但对文化则不够重视，没有送子弟深造，而且视财如命，很少借贷，并因此引起了当地一些人的不满。一次，附近一个绿林人物探得李洪岐将带银元到兴城赶集，起早埋伏在了南崖。当李洪岐出现时，他执枪喝令李洪岐放下银元，可李洪岐却打起骡子就跑，结果胳膊挨了一枪，但仍骑着骡子飞奔。没得手，那人后来又对李洪岐实施了绑票。只是李洪岐闻声后又跑了，那人就把他小儿子李连会抱去藏在了一家做人质。后经李洪福、李维金说和，才花50块银元赎回了孩子。

李福生家土地也不少，也雇长工，但因后来误伤人命，被迫拿出了18亩好地做赔偿，土地一下子减少了。李春富家有土地20多亩，又做贩布生意，后来成为村里的富户。李春贵、李春友、李春余、李春和哥儿四个各有特点，春贵精明，春友贩布，春余教书，春和织布，家里有时也雇长工，也算有钱人家。李福芝家有土地30多亩。福芝、福旺哥儿俩当时还小，不得不雇长工，其实经济上并不富裕，属于长工吃干的、东家吃稀的那种家庭。李维城家土地不多，但因为长期贩布，儿子们又勤快，也不失为小康之家。李振林家有土地十多亩，哥哥去世早，他侍奉老母，尊敬嫂嫂，对子侄视若己出，全家18口人一起生活。因为很会做买卖，在北团汀也算是个能人，加之子侄们都很勤劳，日子也过得去。李维银家土地虽然不多，但长期在外做买卖，大儿子李福民又在承德驻地方，日子过得不错。但福民英年早逝，家道有些中落。李福云、李福安哥儿俩始终在一起过。福云字步青，有点文化，会兽医，通占卜；福安身体强壮，能使船。哥儿俩日子过得也还可以。福安现已93岁高龄。后街李福臣的父亲李明远，晚清时曾做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营长。到孙辈李洪顺这代家境就有点衰落了，但院子和房子还不失官宦人家的气派。

滦县偏凉汀码头一角（历史图片，李林山提供）

滦河水利

北团汀早期拓荒者们在基本解决了吃饭、烧柴问题以后，又继续开发利用了滦河的水利资源。

滦河从发源地到乐亭注入渤海，全长888公里，流域面积44，945平方公里〔见《河北水利志》〕，以源远流长、水量丰沛著称华北。其水运可上溯至东汉末，曹操为北征乌桓曾大开运渠。建安十一年，平虏渠、泉州渠和新开渠相继开通，并与黄河、海河、滦河连为一体。其中，新开渠就是连接蓟运河与滦河的运渠。中国陆路交通发展较晚，直到清代还是以水运为主，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京山铁路。北京至承德的铁路修得更晚。所以，当时口里与口外的物资交流主要靠滦河水运。而促进滦河水运发展的当首推康熙。康熙二十年，他选定滦河中游山峦叠翠之处设木兰围场〔在今承德地区〕岁举秋猎，后来又在康乾盛世建成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当时，那里所需的贵重木材都是通过滦河从南方运来的，先是通过海运运至滦河口，再用木船拉到承德。京山铁路修通后，滦县成为南北物资集散中心，承德、内蒙需要内运的大米、面粉、食盐、布匹、日用品和需要外运的木材、山货、干鲜果品等，都是以滦县偏凉汀码头为中转站。最盛时期，偏凉汀码头每天都有200多条船停靠。滦县以上，依次有迁安县城、迁西兴城、潵河桥、潘家口、下板城、滦平县城、承德等码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及热河，并在潘家口设立海关，过往船只必须停靠以缴纳海关税。

北团汀处在若干码头中间，离潵河桥、兴城不远，是一个靠水运发家致富的村庄。据《迁安县志》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全村有60户人家，拴船20多条。每船至少需要3人，一个掌舵的，两个拉纤的。也就是说，当时至少有60人从事这一行业。

拉船是又苦又累又危险的活儿。掌舵的非常重要，所有的身家性命都操在他的手里。他必须熟悉滦河水情，了解每处险滩暗礁，具有丰富的驾驭经验。拉纤则比较简单，年轻力壮就行。在滦河上行船，不论是上水还是下水，一般都不能空驶。满载货物的下水船，必须行驶在河道中心线水流最快的地方。为了加快速度，两个拉纤的变成划桨手，用力向前划；掌舵的则要站在船尾，目不转睛地掌握方向。特别是过龟口，就像过鬼门关。同时，为了安全还必须结伴而行，船与船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十几条船顺流而下，当时也曾是滦河上的一道风景。拉上水船，纤夫最苦最累。滦河大部分穿行于深山峡谷之中，水流降坡比较大，想把载重近万斤的木船从滦县拉到承德，绝非易事。特别是拉哨，更难：两脚蹬地，两手抓地，拉紧纤绳，不能松一口气。掌舵的这时也要下水推船，并不断地发出喊声，三人齐心协力才能把船拉上去。一天的行程不知要上几回哨。从北团汀到潘家口，就有下哨、北哨、牤牛哨、黄石哨、走马哨等。我生长在河边，从小目睹先辈们的艰辛。我家河东曾有一块大石头，上面被纤绳磨擦的纤痕竟达两三寸之深。

北团汀的水运业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自己无船，完全受雇于他人，只赚船工钱；二是自己有船，船工也自己干，只是人手不够时再雇一两个帮工，除付船工钱外，收入全归自己；三是自己有船，又是船工〔有时也临时雇人〕，同时又经营购销，除可获得全部运费外，还可赚取商业利润。李子阳家就是这种情况，自己造一条船，掌舵的、拉纤的都是自家人〔有时也雇一个拉纤的〕。同时，他还利用早年在承德平泉当店员的经验，经常往来于承德、下板城、潵河桥、滦县之间，靠诚信取得商界信任，从而成了小有名气的老板。因为他的关系，本村其他船家也都有脚可拉。后来他赚了钱，日子越来越好，到土改前除有60多亩土地，还有两处山场。

随着水运业的发展，造船业和修理业也兴盛起来。本村有专门的造船和修船师傅，成为木匠的另一支。造木船比较复杂，船体的设计是长约9米，高1.5米，底宽2米，舷宽2.5米，船头尖，船尾半圆，两头翘起，前有铁锚，后有尾舵。制造工序是先在河滩上搭一平台〔木架子〕，在平台上铺好底板，在底板上固定好龙骨架，在龙骨架两侧钉好舷板和两帮，最后向上收拢。为使两头翘起部分不变形，还要用火烤。整个船体造好后，将船翻过来，将抹上石灰膏的青麻凿进木板之间的缝隙。然后再翻过来，在龙骨架的底部铺上底板，上面就是货舱了。船的前部还装有桅杆，高6米，顶部做出拴纤绳的地方和挂帆的滑轮。船行上水时靠两个纤夫拉，遇到顺风时则可将帆挂起，靠风力推进。船帆除了可用来借风行船，还可以苫盖货物、搭建船棚。

船只能在春夏秋三季运行，冬季封河前必须拉上岸，用沙子埋起来，等来春再挖出，但再次下水前须严格修理。所以，每年一开春，河岸上到处都是修船的，用猪血血纤绳的，用蜡涂抹帆篷的，一片繁忙景象。

船工们由于经常泡在水里，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静脉曲张和寒腿〔关节炎〕是他们的职业病。

这样奋斗不知过了多少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滦河水运就有些萧条了。但一直到解放初，北团汀仍有两条船在运行。后来，北京到承德的铁路修通，加之1956年农业合作化，取消民间商业活动，滦河水运才彻底结束。

除了上下水运，北团汀人对滦河水能也很早就进行了开发，最典型的就是本村商号兴合堂。当时，北团汀有永合堂、春育堂、万德堂等好几家商号，但都没有兴合堂那样的名气。兴合堂，属本村李振文家的商号。提起兴合堂，李振文的侄子李春庆回忆，开始也没什么土地，吃饭有时也成问题，但后来意外地得到了一些银两，狠心又借了点外债，才凑足钱买了块地。之后省吃俭用，苦心经营，但每到年关都要到外面去躲债。也许就是这种敢于负债的精神让他们实现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后来他们在滦河边上建起了两盘水磨，成了他们发家致富的起点。

当年，这两盘水磨就建在村东水流落差较大的下哨。两盘水磨需建3个挡水坝，坝体须在每年秋后建起。建坝时不用水泥也不用石灰，硬是用河卵石垒。先打好木桩，木桩与木桩之间用榆树毛子编的绳子连接，然后再在木桩内侧垒上石头，并在每层石头中间充填上柴草以便固定。石坝垒好后，在三坝两空之间的河床上建好石磨的底礅〔相当于现代水轮机的定子〕，底礅上安装两个巨大的木制水轮机〔磨头，相当于现代水轮机的转子和叶轮〕。再于坝顶用木梁和秫秸搭上平台，将底扇磨盘与磨头固定，上覆水磨的上盘，一副水磨就成了。上面再搭一个草棚，就是磨坊。磨坊建好后，放水通过木制水轮机，磨头就带动水磨的下盘转起来，与固定不动的上盘形成磨擦，加工出产品。

当时他们主要为各香坊制作香面子。岸上有人不停地将木料砍成木札送到磨坊，磨坊里有人不停地将木札放入磨眼儿。这样，可以一直运行到洪水到来之前，全年运行200多天，生产香面子上千吨。这些香面子除很少部分留给本地香坊外，大部分都运到滦县，用火车运到山海关自家香坊。产出的香销往东北及关内各地，收入相当可观。以致后来兴合堂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土地400亩、马车3辆、牛十几头、产供销一条龙的制香企业。经济基础有了，人丁也兴旺了。据说，他家当时有50多口人，而且都很勤劳朴实，没听说他们哪个儿孙好逸恶劳。

当年滦河上的十字帆（历史图片，李林山提供）

滦河水患

北团汀紧靠滦河，有利有弊。特别是遇到大洪水，干河槽透水行洪，村子就会四面皆水，成为与外界隔绝的孤岛。土地被淹，房屋被毁，全村唯一的一口吃水井这时也会被淹没于泛滥的洪水之下。每当这时，人们只好到河边挖泉取水，或直接从河中担浑水，到家沉淀一下再吃。每天担水都要走很远的上坡路，没有劳动力的人家这时吃水更是困难。

据《迁安县志》记载，明万历三十三年〔1595年〕、清康熙十年〔1671年〕、光绪九年〔1883年〕都发生过百年不遇的洪水。特别是光绪九年的那场洪水，村南坎儿下〔地名〕李长山家进水塌炕，全村大面积农田被淹。人民逃生无路，有的用绳子将全家人连在一起，准备死在一处，幸亏洪水没有再涨。从此这里就有了一种说法，说北团汀是龟地，水涨地升，是永不沉没的宝地。

但不久就出了李长林一家的惨剧。长林常年在外跟戏班，36岁时才娶了19岁的寡妇，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孩子2岁时，媳妇过河时被水冲走了，只得由奶奶抚养，孩子又生病了。奶奶觉得实在养不活两个孩子，就狠心把一个病重的孩子扔到河里冲走了。等长林回家，老婆和一个女儿已死，只留下了一个香儿〔李春珍〕，娘俩大哭了一场。香儿是幸存者，也是旧社会苦难的见证人，她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亲身体验到了社会主义的幸福。现在，她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可当有人提及妹妹时她还是禁不住泪流满面。

1962年，滦河又发生了一次大洪水，李长山家再次进水塌炕。县委、县政府闻讯后立即向地区行署作了报告，地区领导急派直升机救援。可是，当飞机来到村庄上空时俯瞰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家家炊烟袅袅，一片宁静，有的人还在河边捞木头，丝毫没有慌乱之状。于是又向北飞，当飞到潵河桥上空时，看到房屋被淹，有的骡马站在房顶上，才把食品空投下去。在这次洪水面前北团汀人之所以临危不惧，或许因为见识过光绪九年那场洪水，或许因为迷信“龟地”之说，总之，直到大黑汀水库蓄水催迁还有个别人相信北团汀永不沉没。1983年大黑汀水库蓄水到125米高程时，我乘船回故乡看过一次，水位远远超过1962年那场洪水，坎儿下已全被淹没，船停靠在李春海家的房顶部位。说“水涨地升”，完全没有的事儿。

淹死人的事也时有发生，李长林的媳妇只是其中之一。在我的记忆中，仅在她之后被淹死的就不下十几个，其中有李洪顺的前妻，李洪福的大儿子李春印〔当时在捞木头〕，李育春的儿子李林贵，还有吴连波。1972年农历八月十三，还发生过一次因沉船而导致8人同时死亡的事件，其中有李福龙的两个女儿、李春芳的女儿、李春信的儿子、李福斋的儿子、李福喜的女儿、李春义的女儿、李福平的儿子。

说起滦河，它给了我们太多的记忆，而这记忆，有美好的，也有让人伤心的。

乾隆年间的三义庙重修碑（局部，李林山提供）

文化生活

北团汀村虽然不大，但三义庙却建得非常雄伟。大庙始建于何年不得而知，但毁于火灾之后，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重修，却有石碑为证。

大庙坐落在后街东头，坐北朝南。门前有广场，东侧有一副花岗岩制成的旗杆夹子，西侧有一株古槐。进庙门，顺甬路前行20米即是大殿，面阔3间，落地门窗，梁柱彩绘。内奉刘关张，两侧有关平、关兴、张苞、刘封、周仓、廖化等战将，壁上工笔彩绘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鞭打督邮、三英战吕布、赵子龙单骑救主等壁画。殿前东侧有钟楼，内悬重达一吨的铁钟，光绪十二年六月铸造。大庙之北建有前出廊的后殿，面阔3间，内奉火神、药王、菩萨。

大庙重建后留有3通石碑，一通记述三义庙重修经过，一通记述钟楼修建经过，一通镌刻三义庙重修时捐助者和参与施工者名单。《三义庙重修记》的落款是：“永平府迁安县儒学曾广生员本庄李培初拜撰并书，乾隆三十四年岁次己丑应重月中浣之吉立。”

大庙一直保留到20世纪五十年代初，后因村里办了剧团，拆除后垒了戏台。大钟毁于1958年大炼钢铁，石碑随移民迁到了唐海，保存在李福安家和李春勤家，现已严重破损，文字已不清晰。

之所以把三义庙作为北团汀文化事业的头等大事来记，除了它是当时主要的教化形式，更重要的是想说明我们的先辈早在那个年代就有了较高的文化水平。试想，民国二十年〔1931年〕仅有60户人家的小村，如果再上推161年〔乾隆三十四年〕，人口最多不过百余人，可是竟能筹措资金把庙重修起来。而且，修庙涉及设计、建筑、雕塑、石刻、书法、绘画、铸造等多方面人才，这些人少不得从外地聘请，但肯定有本村能人。

谈到文化活动，要算每年一次的亚高山庙会了。亚高山，在河东5里，上有道士。每年农历二月十九，各村花会齐聚，朝山进香者不断。各拨花会中，除了南团汀的武会〔属少林派〕，就要数北团汀的秧歌和耍狮子了。耍狮子由3人进行，一人作狮头，一人作狮尾，一人在前耍杈。耍杈人在前面逗狮子兴起，狮子翻腾起舞，功夫很不简单。秧歌队全由青壮年男子组成，女角也由男子装扮。他们在锣鼓、唢呐声中翩翩起舞，煞是好看。起舞分集体舞和单项舞。集体舞由全体队员共舞，走编花寨等队形；单项舞由男女二人出场，组成双人舞，也叫“下出子”，如《捕蝴蝶》《拾玉镯》《傻柱子接媳妇》等。二月十九前几天开始排演，然后在大庙前的广场和街道预演，二月十九早起到亚高山上会。届时，各村花会都会使出浑身解数，争得更多喝彩。解放前夕，北团汀的地秧歌改成了高跷会。

每年冬闲时村里还会唱台皮影。影班子从外地请，随手〔拉弦的〕由本村瞎子李福德和半成眼儿李长林担当。唱皮影多数是由本村主事者张罗，费用由村中公款里出，或向有钱人家摊派。有时也有因为谁家有了喜事自己许一台影的。那时文化生活贫乏，冬夜看影几乎是大人小孩共同的享受。皮影有它独特的魅力，特别是它的连续性，一个故事可以连唱好几晚，看了上出想看下出，很有吸引力，就像现在的电视连续剧。孩子们看皮影还有另外的想法，就是场外总有卖绿豆丸子汤的，可以借机向大人们要点钱，大冷天喝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也是平日里难得的享受。

还有一项活动就是撒河灯。撒河灯是中国传统民俗之一，时间在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晚上，主要是为了纪念传说中的女仙麻姑。传她为侍奉双亲一直未嫁，二老双亡后自觉孤苦无依，便在七月十五这天晚上投河而死。乡亲们念她是个孝女，便把蜡烛插在瓢上点燃，放在河里为她照亮。但北团汀人热衷于这一仪式可能还与另外一个传说有关，据说每逢麻姑与仙人王远相遇，沧海即会变为桑田，蓬莱之水也可退去，变成丘陵和陆地。因为每年农历七月正是滦河洪水期，饱经忧患的水边人家当然忘不了向麻姑祈祷，以求平安与幸福。河灯的制作方法，是将红黄蓝绿彩纸，剪成大约20厘米的方块儿，沿方块儿的中心线从边上剪开5厘米，再将剪开的部分相互搭接，用糨糊粘好，做成荷花状。再做一纸捻儿粘在荷灯底部，放干后在纸捻儿上点上食用油，使之上下浸透，放在水里不致浸湿。最后，再在纸捻儿上点上一些煤油。煤油和食用油结合，燃烧力很强，不会被风吹灭。当晚，人们将船在河中抛定，一边点燃河灯，使其顺流飘下，一边吹喇叭击鼓。刹时间，河面上烛光跳跃，五颜六色，一直漂到一里外的南团汀，场面非常壮观，全村老少都挤在河边观看。此活动一直延续到解放初。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安定，对文化也有了更多需求。1952年有人开始筹划莲花落〔评剧〕剧班，发起者有李春和、李春芳、李洪生、李振全、李长林、李春生等。李长林通晓音律，会拉板胡和四根弦，跟过戏班，也跟过影班。活动地点有时在学校，有时在李春生〔他也会拉弦〕家。排演的第一个剧目就是《李三娘打水·井台会》。开始没有舞台，也没什么行头，人手也少，后来支书李福信热心组织，队伍逐步扩大，参加的人也越来越多，李春义、李洪星、李福彦、李五生、李洪森、李春英、李玉书、张玉兰、李瑞萍、李瑞芹等都参加了进来。掌鼓板的是李春海，化装师是吴庆林。随着剧目的增加，行头设备越来越好，后又拆了大庙，盖了戏台，买了汽灯，成为当时设备比较齐全的农村业余剧团。唱得比较好的剧目有《打渔杀家》《井台会》《大劈棺》《刘巧儿》《审头刺汤》，还参加过县文化馆组织的农村业余评剧会演。李春芳的青衣，李振全的丑角，李春义的小生，李瑞萍、李春英的花旦，李洪生的武生，都小有名气。李振全还在全县会演时获得过丑角二等奖。该剧团“文革”时停办。

北团汀三义庙及初级小学印象图（关真全画）

教育事业

说到北团汀的教育，谁是办学第一人，已无从查考。但要说我们这辈人所知道的，我村较早从事教育的人应当是李献生。他生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去世于1940年，享年84岁。他身材高大，聪明好学，精通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曾准备参加乡试，但因母亲去世守孝三年，错过了机会。后在本村办私塾，开始当教书先生，教室就在他家的东厢房，内有两个高桌，几条板凳，设备极为简陋。学生，包括他的儿子们在内也只有八九个。课本，主要是《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孟子》《论语》《中庸》《大学》。教书的方法是先断句〔古文无标点，须先把句子断开〕，后领读，再讲解，让学生反复背诵。成绩不好者要打手板〔戒尺〕。几年后，因学生少而停办，后又被青龙县二道河村请去教书。若干年后，听从朋友劝告，改学中医。凭他的古文功底，背汤头歌、读《本草纲目》都不成问题。随后，打了药匣子，买了药碾子、药缸子，开起了药铺，当起了中医先生，在本村及附近村庄行医。从教书先生到治病先生，他一直被称为“先生”。他家教甚严，对子女们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谁少干了活或偷吃了东西都要挨棍棒。他极好干净，整个院子都用河卵石铺就，并种了花草，天天打扫。平时很注意保养身体，早晨要到村外散步、做操。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他家翻盖房子，那时他已八十高龄，还站到大篓子上在粉白的房山墙上书写了《千家诗》第一首：“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他的书法也是不错的。遗作一直保留到移民拆迁。他曾留下不少古书，包括医书，土改前子女们觉得没用了，就用大篓子抬到北河沿儿烧了。现在只有他用过的砚台和笔筒还在。

清代晚期，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积极推动变法维新，虽然失败，但废除科举、推行新学却深入人心。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南团汀吴政玉〔字树华〕就带领本村知识分子拆除了大庙，办起了南团汀小学，并在辛亥革命之前就让那里的孩子开始接受近代教育。而在一里之外的北团汀却没有这样做，既没有像他们那样拆庙办学，也没有改庙办学，而是在大庙前后殿之间的东西两侧盖了厢房，建起了初级小学。西厢房4间，3间作教室，1间老师办公；东厢房3间全是教室。初级小学的牌子也没有挂到大庙的正门上，而是挂在了东面的偏门上。像这样庙校共存、钟声与铃声同在的局面，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

我村初级小学的第一任教师是南团汀的吴遇宏〔字巨亭〕，第二任是河东黑窝子的吴克成。除此二人，在该校任教较早、任教时间也最长的就是本村李春风了。他是兴合堂当家人李振文的长子，生于1909年，毕业于山海关中学，1929年开始任教，1969年退休，教龄达40年。李老师品德高尚，多才多艺，不但教书认真，书法功底很好，而且还会唱歌、吹笛子。他教我们的第一首歌是《渔光曲》。那时孩子们没钱买楷帖，他就给我们打仿影，让学生们在上面铺上纸，照下面的字描。每当有卖笔墨的商贩到学校推销时，他都会精心地为我们挑选。日军占领期间，他带领学生坚持游击学习，敌人来了就跑，敌人走了就复课，教学始终没有中断。但土改后他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家7口搬到了后街路南的3间小草房，生活虽然艰苦但教书热情始终不减，房屋虽然破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

北团汀人受教育程度不低，应该说主要得益于我们的好邻居南团汀。它与我村仅一里之隔，是有名的文化村，不仅有初小、高小，还有职业中学，师资力量强，文化氛围浓。北团汀人可以到他们那里走读高小，就近享受良好的教育。远处的孩子也有住在北团汀亲戚家而去南团汀走读高小的。接官厅的魏昌振，牌楼沟的曹殿阁，大河山的赵青松，青山口的张印英，后河东寨的张振义，都是吃住在北团汀，在南团汀读的高小。大河山、东营、上下毛家峪的孩子们，也都沾了我们这个好邻居的光。如果没有这个邻居，我和本村的李树林、李春田、李瑞英、李春森、李振国，还有与北团汀有亲戚关系的魏昌振、曹殿阁、赵青松、张印英等，都没有条件到更远的地方去读高小。没有高小文化程度，就没有机会考上初中、中学和师范，也就没有机会参加工作。就连比我们年龄还大的人，好多人也都受益于南团汀完小。如本村的李景池、李林森、李洪祥、李洪印、李国荣、李春明、李振廷、李春贵、李春余等，都是在本村读完初小，又就近到南团汀上的高小。在那个年代，有高小文化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

党组织的建立与八年抗战

1939年，北团汀建立党组织，李洪成〔会斋〕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第一批党员有李鸣九、李福信、李福香、李国荣、李春祥、吴以密。第二批党员有李福芳〔兴武〕、李福琢、李春明、李九州、李洪春、吴庆林、魏顺祥。整个抗战时期，因为党组织坚强，群众基础好，北团汀成为八路军经常落脚的地方。

那时实行统一战线，只要抗日，不分阶级、阶层。因此，区委书记赵其田，总区长王维洲及孙明、王庆三等，经常吃住在兴合堂。有时也在李子阳、李春贵家吃住。由于接触八路军上层人物多，受其影响较深，一些有钱人家或者较为有钱的人家，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就拿兴合堂来说吧，他们不但在出粮纳款、负担抗日经费上慷慨大方，子弟们有的也参加了八路军。兴合堂的当家人李振文，其侄李春明就较早地入了党，并成为北团汀第一任民兵连长。李振文的叔伯弟弟李振英在一次战斗中牺牲，成为革命烈士。

李振文的婶婶不顾生命危险保护过区委书记赵其田。那是1943年，赵其田的警卫员被治安军抓住，在严刑拷打下说出了赵其田还住在兴合堂，伪军立即前来搜捕。当伪军走进前院时，机智勇敢的兰子〔李春芝〕假装为伪军点烟，又借口到后院找暖水瓶，乘机通知赵其田将文件包埋在灶堂里，将枪扔在泔水缸里，然后又让他躺在李振文婶婶的炕上装病。伪军问躺在炕上的是什么人，李振文的婶婶说：“他是我儿子，病了。”恰好赵其田平时不修边幅，农民打扮，人称“赵花子”，伪军看他不像八路军的官儿，就到别处搜查去了。

李洪岐家也保护过八路军。一次，日军将吴开阳围在李洪岐家。李机智地把吴藏在了后院的粉房里，掩护他从地道里逃脱了。解放后，吴开阳当了开滦矿务局的行政处长。

柴火市和富家峪这两个自然村当时也发挥了作用。因地处偏僻，不易发觉，八路军干部和八路军伤员经常隐蔽在那里。

1943年夏，伪治安军进驻南团汀，建了据点，修了炮楼。为了监视、防范八路军，又将北团汀渡口封锁，把摆渡船调到了南团汀渡口。一天，区长王维洲和他的夫人林光正在北团汀开会，突然有情报说日伪军要来扫荡，要他们马上到河东隐蔽。当时滦河涨水，又没有渡船，情况紧急。北团汀党支部立即找来8个既可靠又会水的人，又从李子阳家、李春贵家找来两个大簸箩，让王、林二人各坐一个，4个人托一个，于夜间劈波斩浪送到了河东。到河中间时，浪头曾打进林光坐的簸箩里，冲走了一只鞋。林光惊叫起来，王维洲让她不要出声。这“八勇士”中，有李福琢、李春和、李春生、李九州、李洪福、李鸣九、李福文。还有一个，现在回忆不起来了。

八年抗战中，日军多次进村烧杀抢掳，无恶不作。八路军号召坚壁清野，把粮食或物资藏起来。

1941年的一天，日军端着刺刀进了李子阳家，让人把板柜打开。看看没人动手，日军就从外面拿来斧头，砍开柜盖，抢走了里面的衣物。那板柜至今还在。

1942年农历六月十三早晨，日伪军端枪闯进各家各户，把人赶到村民老德家门口的大槐树下。那年我7岁，也跟着母亲被赶到那里。一个日军训完话，一个翻译官站到了李洪林家门口的大石台上开始喊：“皇军说了，18岁以上的人站在一边，都要老老实实地跟我们走。谁要逃跑，开枪打死。”说着就对空打了三枪。接着，他们把村民用绳子串在一起，押到了北河沿儿。北团汀的渡口本来在东河沿儿，日军怕有游击队，所以改在了北河沿。过河到潵河桥后，把人关在了西烧锅的仓库里。

这次，李子阳家被圈走4人，他和两个哥哥，还有一个侄女。到白塔寨渡口要下船时，因为李子阳和摆船的人很熟，摆船的人把杆子递到他手里，示意他不要下船。于是，他装作船工又回到了河东，躲过了一场灾难。

在日伪军押着南团汀被圈的人经过我家门口时，一个人乘机钻到了我家院内藏了起来，一直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六十多年后，当我看到南团汀人何若〔吴庆文〕写的《团汀旧事》时，才知道这个敢于逃跑的人叫吴庆阳。

可怜那些被关在西烧锅仓库的人们！在20个日日夜夜里，惨无人道的日本法西斯对他们实施了种种暴行。当时正值大伏天，人多屋小，闷热难当，两天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到第3天每人只给两碗稀饭。晚上还不能睡觉。把人折磨得筋疲力尽后，又开始动用重刑，拷问谁是八路军，谁参加过抗日活动，开过什么会。

后来，有人寻求逃跑。这个仓库的墙角有个烟筒眼儿，刚好能钻过一个人。北团汀李春富、李洪义、李福同、李福云等十几个人，便乘夜间敌人不备逃了出来。李春贵家的长工小张子也钻了出来，他想等后面的李福本钻出来一起跑，可是却被敌人发现了，结果被抓了回去。然后，敌人马上堵死了这个烟筒眼儿，逃跑的希望也就没有了。

越狱事件发生后，敌人便从速处理在押人员。李子阳的两个哥哥和侄女被吊打后，说自己没给八路军办过事就放了回来。有的虽然什么也没承认，但日军还是把他们押往东北当了劳工。最后，日军对筛选出来的21名抗日人员和“嫌疑分子”实施了就地枪决。那是一个大雾迷蒙的早晨，敌人把他们押到姚子峪沟口，一阵机枪扫射，顷刻间血流成河，尸横一片。

这次惨案，北团汀有14人被就地枪决或押往东北后失踪。其中有李维恩、李福堂、李洪魁、李玉和、李改春、李振贺、李长凤、李安红、李安生、张二友、李春清、李洪甫、李福本、李玉甫。李维恩既是本村保长，又是八路军办事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两种身份他都承认了，最后被押往承德，死在了监狱。

因为这次日军搞的是异地审讯和异地屠杀，迁西革命斗争史料选〔《侵华日军暴行专辑》〕便没有明确提到南、北团汀惨案，只是在“潵河桥惨案”中提到将21个抗日人员枪杀。实际上，南、北团汀这次惨案是日军在迁西境内制造的多起惨案中杀害人数较多的一次。

惨案发生后，在最艰难的时刻，1943年初，李运昌司令员率11团和特务连，从喜峰口外的热南地区突破日军严密封锁，长驱深入迁安县，进驻到了南、北团汀。在村外的滦河滩上，李司令员向全体指战员发表了“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英勇战斗”的讲话，尔后迅速投入了遵化丁家岭战斗，击败了300多名日军和一个团的伪军，杀伤百余名，俘虏百余名。李司令员和主力团的到来，对刚刚遭受惨案的当地民众无疑是一种巨大鼓舞。因此，大家一扫过去悲观失望的情绪，又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

土地改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但从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中共中央决定，将八路军、新四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广大解放区人民对获得土地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北团汀进行了土地改革。

〔1〕贯彻“五四”指示，搞土地复查。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出指示：“各地党组织必须明确认识到，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目前我党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这一时期，北团汀村开展了清算复查，初步宣传了土地改革。1947年上半年又复查了土改不彻底问题。在对李洪岐家进行清算时，清查出他家瞒报的土地，并拿出了他家的财物。但是，对兴合堂却没有采取行动，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积极出粮纳款，保护过八路军，并有子弟参军参战、做出牺牲。可是，南团汀村却来了一群人把兴合堂的财物装上马车拉走了。这下北团汀人坐不住了，也对兴合堂进行了斗争，把他们家的马车、财物、农具、粮食等都拿了出来，与李洪岐家的财物一起分给了贫雇农。在这期间，李洪岐曾向唐山转移了部分财产〔当时唐山尚未解放〕，并把家里的布匹转移到了东营亲戚家，但却被东营村扣留了。北团汀人认为李洪岐家的布匹属于北团汀，应当讨回。可不知谁走漏了消息，东营人事先做了埋伏。那天晚上，当北团汀人走到东营南街时，突然遭到了东营人的袭击，被打得蒙头转向。当时天已昏黑，还下着大雨。东营人把北团汀支部书记李福信吊在学校的房梁上，同时还不断向村民广播，说东营人被北团汀人打伤，有生命危险〔实际上没有〕，因而更增加了东营人对北团汀人的不满。这次行动，北团汀人大败而归。此事在当时引起了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副县长丁振洲亲自到两村做了调解工作。总体来看，土改第一阶段，北团汀严格执行了“五四”指示中关于团结中农、保护中农利益、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兴合堂的水磨并没有停转，而是采取了全村合办的形式，只不过另请了李子阳当经理，使磨坊成了村办企业，收入照样分给兴合堂每人一份。但这一阶段只解决了部分土地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

〔2〕贯彻《土地法大纲》，搞土地平分。这是土改的关键阶段。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12月，冀东区党委、冀东行署、冀东军区发布《联合公告》，宣布以《中国土地法大纲》为冀东的土地法，并立即在全区实行土地平分。同年12月24日，冀东区新农会临时委员会发出《告农民书》，号召农民兄弟姐妹赶快联合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积极参军，支援前线，保卫胜利果实；在后方打倒小蒋介石，在前方打倒大蒋介石，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随后，中共迁西县委在兴城召开区级全体干部和县直机关副科长以上干部共182人参加的土改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冀东党政军的《联合公告》和冀东区新农会临时委员会的《告农民书》，并着重搞了以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三查”整党，调整调换了县区两级党组织成员，宣布停止农村党支部生活，树立贫雇农掌权的绝对优势。会后，土地平分迅速在全县展开。北团汀的土地平分，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一是宣传文件，组建贫农团。土改工作人员撇开村党支部，直接住到贫雇农家，扎根串联，讲土改的意义，启发阶级觉悟，引导农民诉苦诉冤；民主选举贫农团代表，确定贫农团主席和法官；宣布停止北团汀村党支部的一切活动，贫农团接管村政权，实行贫农团说了算。二是查三代，计算剥削量，评定各户成分。三是确定斗争对象。派驻北团汀搞土改工作的人是高景深。工作队怕犯“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只好“宁左勿右”，搞“矬子里拔将军”。除了李洪岐家、兴合堂家，又确定了李春富家、李春贵家、李子阳家、李福芝家和李洪福家。凡被斗的人家都被封了门，在门口插了旗。四是斗争封建势力。对李洪岐和兴合堂这样的人家“净身出户，扫地出门”，对李春富、李春贵家也搞了“扫地出门”。李子阳家和李福芝家只出了财物和土地，没有动他们的房子。凡被斗户，要将土地、牲畜、农具、财物全部归公。其间，个别被斗户因私藏财宝受到了捆绑、吊打或香火烧。李洪福家本来没有多少土地，也没雇过长工，但他给李洪岐护过院，据说还有点儿银元，即按“封建势力”列为斗争对象。开始他不承认有钱，但吊起来打了几下之后又承认了，并拿了出来。五是分配胜利果实。除土地、树木按人分配外，房屋、财物、牲畜、农具等则按赤贫、贫、次贫依次进行分配，越贫的分得越多、越好。贫下中农分的多是好地、近地，被斗户分的多是次地、远地。北团汀在土改中还发生过一桩命案。土地复查后，李洪岐、李洪印带全家人搬到了唐山，以做买卖为生。当时唐山还未解放，是国民党统治区。当过长工的王祥在土改中非常积极，翻身后有了毛驴，也跑唐山做起了小买卖。同去的还有本村别的人。李洪岐、李洪印认为王祥是外姓人，不应该那样积极，所以就想把王祥单独留下来。正在争执之际，巡警发觉了。经查问，知道王祥是从解放区来的土改积极分子后就抓了起来，最后死在狱中。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人民政府调查此案，李洪印承担了全部责任，被判无期，后因认罪伏法、积极改造改为有期，17年后释放。

〔3〕纠偏。由于县区干部都带有“整编三查”的压力，唯恐站错立场，所以在执行政策时都程度不同地存有偏左倾向。加之停止农村党支部活动，一切由贫农团说了算，过分强调贫雇农利益，追查三代，矬子里拔将军，扩大打击面，严重侵犯了中农利益。据统计，到1949年10月，全县被错斗的中农达9，540户，占全县总户数的26.2%，占被斗户的85.5%。这样就打乱了农村的阶级阵线，挫伤了中农的积极性。某些被斗中农其实并不富裕，被斗时出了些财物，平分时又得到了土地。北团汀当时79户，被斗的7户。后按政策细算，只划了1户地主、1户富农，其余5户都属于错斗中农。李洪福家虽然被斗，又出了些银元，但分得了土地。党中央很快发觉了这种普遍存在的过左现象，及时向全党发布了任弼时同志的报告《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据此，冀东区党委、冀东行署也及时发出了《生产与土改等几个问题的指示》，即“五一”指示。1948年5月上旬，迁安、迁西两县区级以上干部数百人，在冀东区党委第十二地委的组织下，齐聚忍字口、高台子、长岭峰、西寨等滦河两岸的村庄，召开了历时10天的纠偏大会，史称“双迁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纠正土改中的“左”倾偏向，尽快贯彻任弼时同志的报告，恢复错斗中农，恢复农村党支部的活动，并要求重新划定阶级成分，赔补中农损失。会议精神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许多被斗中农说，还是党中央英明，任弼时同志的报告救了我们，损失的东西并不重要，只要不划富农就行了。由于赔补中农由国家承担，而国家当时又处于困难时期，加上斗争时没有留下详细账目，因此赔补时并没能如数退回。李子阳家退回了一头毛驴、两斗小米；李春贵家退回了一头骡子、两斗小米，但房屋没有退回；李春富和李福芝家都只退回了一头毛驴。纠偏中，保护工商业政策也得到了贯彻落实。因为兴合堂水磨属于保护范围，退回了一辆马车、一头骡子。他家虽是富农，但因李振英是烈士，父亲李福昌是烈属，纠偏后又给了较好的房子。李振中，因为儿子李春明参加革命，扫地出门后一直在李福芝家住，纠偏后又搬回了原来的房子。这次纠偏，对消除村民之间的矛盾，巩固土改成果，团结群众，促进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4〕颁发土地执照。这是土改的最后一步。1948年10月11日，冀东行署下发关于统一颁发土地执照的指示；20日，又在遵化县召开了各县民政科长联席会议。之后，我县在六区赵庄子搞了发照试点。北团汀的发照工作大体是这样做的：一是向群众讲明发照的意义。二是对土地评估产量。抽出不同类型的地块〔好、中、差〕大家评估，其他地块依次评产，然后张榜公布，征求群众意见。三是丈量土地。以营造尺240平方弓〔五尺为一弓〕为一亩，确定各户土地数量。四是填发土地执照。填写的内容是每块地的坐落四至、数量和人口数量等。土地上的果树都是随地走，地是谁家的果树也就是谁家的。房照也是写明房屋的间数、院落四至，标明瓦房或草房。当时填写执照的人都是村中毛笔字写得好的人，如李春华、李春风等。新照下发后，所有旧契一律作废。此项工作始于1950年初，同年7、8月份完成。

经过土改，北团汀79户人家，划出地主1户、富农1户、上中农5户、中农下中农20户、贫农雇农52户。

土改完成后，村里还发生过一起栗树纠纷案。李子阳全家12口人，老哥儿仨仍在一起过，土改时分得了大约24亩土地，还有一部分栗树在河东羚狗哭〔地名〕，一部分松山在大安峪。虽然土质较差，但因全家人辛勤劳作，日子仍然过得去。1952年，支部书记李福信突然提出李子阳家河东土地上的栗树是他的，并让李振中从中说和，让李子阳答应他的要求。对此，李子阳一家表示反对，村子主持公道的人也认为李福信是以势压人。尽管如此，李子阳因为自家被斗过，怕惹出麻烦来影响子女前程，还是打算让步。但长子李林森却坚决反对，他找到三屯营区政府民政助理田功民，请求公正解决。于是，区政府秘书陈继营通知李福信到区政府调解。李福信因缺乏证据，说不出具体理由。陈批评他说：“你作为支部书记，应当维护土改成果。土地执照都发了两三年了，参加土改的人也都证明栗树是人家的，是不能改变的。”李福信无话可说。这是北团汀土改后发生的第一起民事纠纷案。

仁人志士

无论是八年抗战，还是三年解放战争，北团汀人都踊跃投身革命，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

李洪成，字会斋，1915年生，24岁时任本村青年报国会主任，1939年入党，1940年任本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同年脱产参加革命，任三屯营区武装助理。1942年被治安军包围，突围中被捕。敌人枪杀他时击中头部，破皮未死，被埋后苏醒过来爬出，又被人告密，被敌人扎了8刺刀，最后死去，时年27岁。

李九州，1911年生，1945年参加革命，任赤峰市大庙区区长。1946年，由于汉奸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赤峰，时年35岁。

李洪禄，1925年生，1947年参加翻身团，任425团2营6连班长。1948年10月14日在辽宁锦西老官堡战斗中战死，时年23岁。

李振英，1942年农历六月十三妻子被日军圈走后，参加区小队，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被反动伙会杀死于西三十二岭，时年22岁。

李鸣九，1941年参加革命，先在地方工作，后随大军南下，到湖南省长沙市某区任公安局副局长。1991年7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授予的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勋章。

李洪春，1946年参加革命，先在地方工作，后随大军南下到广西。解放后任柳州市法院院长、司法局局长。

李春明，1946年参加工作，解放后任天津市丁字沽国营酒厂厂长。

李春蕊，女，化名李平，1945年3月参加工作，1951年入党，随丈夫王庆三南下，后任江西九江市委信访科科长，现已离休。

李升廷，化名李九山，1946年参加革命，后随军南下，曾任广西崇左县武装部长，后任县农工部部长。

李福勋，先在三屯营兵站工作，后随军南下河南，转业后曾任区委书记。1964年回县，曾任县食品公司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