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西夜话】在我县烧结厂的日子里

来 源：《迁西文史内参》（迁西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办，王书珍主编）2011年第2期（总第002期）

作 者：赵奎元

撰稿时间：2010.03

起初，迁西县烧结厂并不是独立的企业，而是原县化肥厂在全国小化肥市场不景气、销路不畅、产品积压严重、生产时续时停、工人工资难以保证的情况下，经县委、县政府研究，贷款117万元在化肥厂新建的一个年产15万吨球团的烧结车间。

但化肥与烧结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在产供销、人财物的管理上很难协调。所以，时间不长，县委、县政府又决定把烧结从化肥厂分离出来，并于1987年3月20日上午，由县长张彦钧主持，在原化肥厂会议室召开了两企分家工作会议，县计委、经委、电力、物资、环保等有关部门参加了会议，县委书记贾焕章到会并讲了话。贾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烧结厂从化肥厂分离出来，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是改革发展的需要，是我县铁矿开发的需要，是繁荣我县经济的需要，县直各有关单位要全力予以支持，两企（化肥厂、烧结厂）新班子要竭尽全力把企业办好。

我作为县化肥厂党总支书记参加了那次会议，会上宣布我为县烧结厂厂长兼党总支书记，朱子久任副书记，赵清林、赵庆忠、赵凤伟任副厂长，李淑霞任工会主席。当时我深感责任重大，因为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两企分家之初，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

一是技术、管理骨干极度缺乏。考虑到化肥厂将来要复产，95%的技术、管理骨干都留在了化肥厂，9个车间主任只给了烧结厂1个，分到烧结厂的只有供销业务员屈景海、库房保管赵文利、办公室主管工资的会计韦秀霞、主管劳资的董翠琴。技术骨干主动要求到烧结厂的只有张忠文和谢怀宁，管设备的只有张健和王秀仲，另有机修工3人、电工3人。出锅、烧锅、拉料的全是新招聘的农村务工人员，其他岗位则全是化肥厂煤球加工车间和碳化包装车间的中年工人。

二是水、电全部由化肥厂提供，烧结厂需按月交费；办公室临时占用了化肥厂6间房，工人就餐只能暂在化肥厂食堂，职工宿舍也是临时借用。

三是铁精粉、白煤、烟煤、膨润土等主要原辅料需烧结厂自行组织货源，产品需自已寻找销路。

四是当时生球成球率低、粒度大小不均、表面粗糙,成品率只有40%左右,返矿高达60%，企业根本没有效益，分家的当月（三月）即亏损21，354.48元。

五是由于成品率低，全靠吨成品加工费作为收入的在册职工只能发基本工资的60%。一线工人，特别是超强体力劳动的出锅、烧锅、拉料岗位的农民工，除去饭费，平均每人每月只剩几十元，因此情绪低落，人员流动很大，局面很难控制。

六是生产现场萧条。

七是对烧结厂属于“国营”还是“集体”职工们始终心存观望，都感觉不如化肥厂正规。已分到烧结厂的两名职工见烧结厂不景气，只呆了三天就不辞而别，返回了化肥厂。对两名技术管理骨干，我以原化肥厂党总支部书记的身份，以求贤若渴的态度发出邀请，人家都不来。一名厂医和我商量，让她老伴儿先去烧结厂，等烧结厂形势好了她本人再到烧结厂来。鉴于当时缺人，我当场答应了。凡此种种，对本来就不甚稳定的职工情绪无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企业刚刚分立，是眼睁睁看它夭折，还是慢慢培养它长大，我与班子成员曾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有县委、县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企业的兴旺大有希望。所以我们坚定信心，按预定思路，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狠抓落实。

人所共知，什么事都需要人，没有人什么也做不成。面对人员匮乏，我们原打算向化肥厂要些人，但那里准备复产，已不现实，我们只好向外求援。我和副厂长赵青林都在阀门厂工作过，因此先后从阀门厂引进了冯志丰等6名骨干，他们都愿意与我们共患难。分家当月，我们又将原大黑汀水库民工汪印荣、郭永友、崔百清、扬河、王志民、姜士忠、刘振勤、李培林等8人（1988年都转了县内合同制）吸收进来，充实到了管理层。之后，我们又接收了大学生王翠琴、中技生刘颖和其他5名待业初高中毕业生。至此，基本满足了生产管理需求。

为了扭转职工们的观望态度，迅速凝聚人心，我们找工商局办理了“国营企业”执照，并挂在了厂内最显眼儿的地方，几天之内所有职工都知道了烧结厂是“国营企业”。这一招确实很灵，职工情绪很快稳定了。随后，为了解决生产、生活和办公设施不足，我们又找到了大黑汀水库留守处的老领导原迁西县委书记王成英，他分文没要就给了我们5吨钢钎和部分办公桌椅，既缓解了我们的资金紧张状况，又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办公急需。对老领导在我们身处困境时给予的大力支持，我们始终心存感激。

烧结厂于1986年8月试生产，到1987年3月分家，7个月间产出的产品质量始终处于劣质状态，而当时的销售用户又只有唐钢一家。长此下去，光靠县领导与唐钢的老关系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无论哪个企业都不会不注重质量问题，所以当时我的压力非常大。

于是，我与班子成员研究，决定由我挂帅，组成5人质量攻关小组，我每月拿出79元工资作为攻关奖金，限定期限，到期失败自认惩罚。具体步骤：

一是进行质量教育，增强质量意识。其间，我们停产5天进行了思想整顿，我将发往唐钢的3.8万吨球团因质量不合格而被扣17.6万元的事例作为反面教材在会上大讲特讲，使大家逐渐有了危机意识。会后分组讨论，人人献计献策，大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改进意见。

二是深入配料、造球、烧锅等各道工序仔细观察（每道工序至少观察半小时），以使攻关小组成员获得详细的第一手材料。

三是利用生产间隙召开配料、造球、烧锅三个核心岗位的操作工座谈会，听他们讲体会、说看法。

最后，我们综合各方面数据，结合大家意见，找出影响产品质量的原因，主要是造球给水量大、机械强度低，而解决的办法就是适当增加膨润土的配量以增强吸水性、变滴状水为雾状水。

为此，我们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一是在铁粉堆料场设专人指挥铲车推干料，从根本上解决含水量高的问题；二是在点火料中把原来未经筛分的细面儿返矿全部改为经过筛分的两毫米左右颗粒，以改善焙烧的通透性、提高烧成率；三是严格控制生球中的白煤含量，降低氧化亚铁的过多形成；四是加粗通风管道，提高焙烧温度；五是闷火上料，延长空吹时间，减少地锅表面的生球率。

通过以上措施，成品率提高近一倍，攻关当月即盈利4万元。当时，看到成品率成倍上升，有人当场欢呼：“我们成功了，我们胜利了!”职工们个个喜笑颜开。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争创名优产品。所以，各项工作逐步转入正轨后，我们又根据国内大中型钢铁企业的要求制定了土烧酸性球矿的“内控标准”：含铁品位>62-63%，氧化亚铁≤11%，含硫量≤1%，碱度波动值≤±0.15%,转鼓指数≥75%,筛分指数≤7%，抗压强度≥700N/个，粒度低于5毫米，含粉大于35毫米的不超过5%。这些理化指标本来是国家机烧竖炉球团的质量标准，我们将其确定为“内控标准”，就是为了保质量、创名牌、拓市场、赢信誉、增后劲。

为实现这些指标，我们采取了七项措拖：

一是把好原料进厂关。进购铁粉品位必须在66%以上，实行优质优价。当时县内各选厂品位多数在65%以下，我们宁可舍近求远，从县外（主要是迁安北屯和蔡园乡几个规摸较大的选厂以及唐钢棒磨山铁矿）花高价购买品位在66%以上的铁粉。对于用量较大的白煤，我们始终选购山西阳泉附近固定碳高、发热值高、灰份低、挥发份高的产品。其间，秦皇岛柳江煤矿的领导曾带着样品以较低的价格请我厂使用，但因化验后达不到质量要求，我们最终没有使用。膨润土，在分家初期，为照顾县内村办企业，曾用过几个月的县内（主要来自尹庄、新集、忍子口、东河南寨、西河南寨等村办企业）产品，但自从制定了“内控标准”之后，就全部改用了张家口宣化地区胶质价、二氧化硅、锰托石、粒度、含水都优于县内的产品。

二是把好化验关。每个车间上班前须先取样化验，合格后方可生产，不合格的由质检科速调配料，化验合格后再行生产，任何人不得随意变更原料配比。

三是把好配料关。在选定上述原料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实验，我们摸索出无烟煤的配量只有在3.6-3.7%、膨润土的配量只有在1.55-1.75%，才能不影响产品的全铁品位，其间我们始终坚持这一标准。

四是为保产品氧化亚铁含粉率和物理性能达标，将造球盘的转速由7转/分改为9转/分，并在配料中加入3-5%通过球磨机研磨的返矿粉，以吸收原料中的过量水分，并在造球盘表面镶瓷板以提高生球的机械强度、抗压强度和转鼓指数。

五是实行质量一票否决权。车间出现质量事故，车间干部、质检科、供销科、分管厂长免当月奖，出现三次取消评优资格，严重者失职者不得晋升工资。

六是坚持经常性的质量教育。逢会必讲，以提高全员的质量意识。

七是成立QC小组，经常分析研究产品质量中的新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由于措施到位，1990年12月，我厂的产品被评为唐山市唯一一家土烧酸性团球优质品，并颁发了奖状。

攻下了质量关、企业有了转机之后，当时唯一的一家用户唐钢却因高炉检修停止了进货，而我厂的厂地又有限，致使积压的产品无处存放，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们措手不及，企业再次面临停产威胁。于是，我们派出党办主任李明海带着产品远赴东三省，边宣传边了解信息，以寻求新的销售门路，并最终与辽宁本溪北台钢铁总厂签订了5万吨的供货合同。之后，我们又多次去该厂商谈供货事宜，续订供货合同，使积压的产品很快销售一空，使企业第二次绝处逢生。

“唐钢现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多家稳固的合作伙伴。因此，我们先后派出南、北、西三路业务人员，以拓宽销售领域。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凭借良好的产品质量和经济实惠的价格，逐步打开了销售局面。除本溪钢铁总厂外，又与大包钢、小包钢、呼和浩特钢铁厂、石嘴山钢铁厂、太原钢铁公司、临汾钢铁公司、宣化钢铁公司、承德钢铁厂、济南钢铁公司、张店钢铁厂、首都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钢铁厂、北台钢铁总厂、通化钢铁公司有了业务往来，并与其中的17家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签定了供货合同。这些用户中，除呼钢、张店、小包钢3家是两座百米高炉外，其余14家都是具有300米以上高炉的钢铁企业，经济实力雄厚，付款均较及时。其中，发货量最多的是太钢、临钢、小包钢、通钢、北台、张店，年发货量在数万吨以上，因而保证了烧结厂的正常生产，产品基本没有积压。

紧接着，又出现了产品供不应求问题。北钢、太钢、临钢、通钢、小包钢等用了我厂的高品位球团之后，企业效益明显上升，纷纷来电来人要求增加进货。这一形势对我厂既是动力又是压力，因为当时我厂的年生产能力只有15万吨，远远不能满足客户需求。特别是在刚刚攻下质量关之后，由于忙于销路，一时尚未解决严重阻碍生产的几处关键设备问题。最突出的是振动筛，不仅筛分效果差，而且还因过重的负荷（重达1400多斤）经常导致轴承损坏，每更换一次轴承需停产一个小时，每天三班要换6-8次，光是轴承消耗每月就达上千元。为此，我们曾三下唐钢一炼筛分楼细心观察他们的运转情况。后来拿出了一个方案：缩小振动筛体积，减轻重量，变双层为单层，改偏心轮主振为偏心轴主振，调整配重铁的重量，更换轴承型号。

经过设备科精心改造，振动筛由原来的1400多斤降至200多斤，每月只换一次轴承即可，不仅产量明显上升，每月还节省维修费数千元。该振动筛被唐山市科委评为科技成果三等奖，并在迁安、遵化、滦县、宽城等县推广应用。

接着，我们又增砌了17个大地锅，新招工人100多人（这时全厂职工已达到800多人），将年生产能力提高到了20万吨。为与产能配套，又新购了100马力铲车2台、5吨自卸车5台、小拖车5台、车刨床3台。通过这些措施，产量明显增加，有的月份达到了22700吨，基本满足了用户需求。

针对烧结厂吞吐量大、物耗高的特点，为实现稳产、高产、高效，在生产、管理的各个环节我们都精打细算，并制定了“严、坚、细、实、活”五字治厂方针。做法是：

(一)推行标准化管理。厂内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一切按国营正规企业规范进行，明确副厂长赵清林主抓。

(二)在各车间、科室、岗位、班组强力推行企业“内控标准”(107项1800条)并定期检查。

(三)制定铁粉、煤、电、油、膨润土、点火草等生产主、辅料消耗定额，节约有奖，超耗必罚。

(四)改吨球加工费计酬为目标成本单独核算，节约提成，超标扣罚，并将后勤科室人员的工资与生产车间的生产成本相挂钩（取三个车间的平均值），促使人人关心生产，服务生产。当时这个办法很灵，车间实际生产成本比目标成本降低37.8%，成品率由1987年的65%提高到1989年的75%。

(五)开展以“优质高产，优质服务、降低物耗”为主要内容的“两优一降”活动。通过这一活动，吨球耗铁粉由1988年的1，319公斤降至1989年的1，190公斤，吨球耗电由1988年的9.26度降至1989年的7.22度，吨球耗煤由1988年的64.68公斤降至1989年 的40.08公斤。1989年，能材消耗比1988年降低141万元，有效抵消了涨价因素。当年，我厂被评为市级节能先进企业。1988-1991年，年年批准发放节能节材奖，其中1989年批准发放节能节材奖42万元，占劳人局核定全厂工资总额112万元的40%。在丰厚的经济收入之下，全厂职工的节能意识普遍增强。同时，我们还发动全厂职工回收丢散球团1，000余吨、返矿粉700余吨，折合人民币20多万元，我们从中提出 20%搞了职工福利。机修车间还开展了“修旧利废”活动，修复旧托辊、旧机车，节约费用4万元以上。

(六)巧用待客费，有钱花在刀刃上。烧结厂每年外销球团返矿20多万吨，每年需要120余列车皮。当时铁路是独家经营，运力极为紧张。我厂有丰润、银城铺、古冶、山海关4个发货站，要想把订购球团返矿及时运出去，必须与铁路搞好关系，否则，产品再好、用户再多也无济于事。我们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每年县财政拨付的6.7万元招待费(超支挨罚)，60%都用到了协调铁路关系上。

(七)艰苦奋斗，勤俭办厂。在企业效益渐渐好转的几年间，我们确实积累了一些资金，但我们只盖了11间“半永久”简易办公室，班子成员的办公桌都是“一头沉”，其他办公室全是三屉桌，班子成员陪客每餐要交1元钱，而省下来的资金则全部用在了扩大再生产、技术改造和职工福利上。1987年分家后，我们打深水井一眼、安装电话一部、盖家属住宅48间（征用大黑汀水库民工住房旧址22.099亩）、改造职工宿舍100余间、修建职工食堂9间、修建高标准澡堂1处，实现了完全自主经营，彻底改变了水电靠外供、机修靠外协、生活办公设施靠外借的依赖局面。1988年，我们还用福利基金给在册职工每人发放了一套煤气罐架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对作为生产主力军的临时工，与在册职工一样发放劳保用品和工作服，并每年为他们免费体检一次。职工有病住院时厂领导亲自探望，工伤医药费全部报销。这些措施，对凝聚人心、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企业实现稳产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烧结工作是超强体力劳动，加之90%的岗位都是运转的设备，因而事故隐患随时存在。为此，我们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随时随地进行安全教育。对生产车间、生产科、设备科、安全科实行与产品质量一样的“一票否决权”。发生重大人身伤亡事故，不仅免发全年奖，还视情节轻重、责任大小给予行政处分；对生产、设备、机修、后勤等有关岗位每月进行一次安全检查，发现漏洞及时处理；对粉尘严重的岗位强制性戴口罩和面具，不采取防护措施不许上岗。同时，我们还实行每半年轮岗一次，以防尘肺。由于措施得力，我在厂的6年间未发生过一起重大人身伤亡事故。

提高全员技术业务素质，是增强企业发展后劲的长效措施。其间，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开展以“学技术，学业务，上档次，上水平”为主要内容的竞赛活动。通过这一活动，全厂职工的业务素质普遍提高，设备完好率达到了82%以上，每月的定期检修由原来的5天减少为3天，大大提高了工效。二是每月召开两次中层干部碰头会，在布置生产任务的同时教方法、教经验。三是集中培训。从1988年4月份开始，每年都对全厂中层干部进行一次以生产作业计划、全面质量管理、物资和成本管理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培训。培训由参加过全国厂长统考学习班的赵清林副厂长主讲，班子其他成员则结合各自分管的工作传授管理经验。四是每半年派1-2名有文化基础的中层干部去唐山大专院校对口进修。五是请原陶瓷公司经理张永新讲治厂方略。这些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中层干部和岗位操作工的素质普遍提高，37名临时工先后走上了车间正副主任、班组长和后勤科室岗位。这种就地取材的做法使临时工大受震动，不仅稳定了情绪，而且减少了频繁换岗现象，同时还为其他兄弟企业输送了数名厂级干部。1989年，副书记朱子久调津西铁厂任党委副书记（后任书记），质检科长赵振永调津西铁厂任厂长助理；1990年，副厂长赵庆忠调织布厂任厂长；1991年，副厂长赵清林调针织厂任厂长，副厂长赵凤伟调硫酸厂任厂长，财务科长姬东明调阀门厂任副厂长。当时，县长陈正曾把烧结厂誉为“企业厂长的摇篮”。

在烧结厂摸爬滚打的几年让我悟出了许多道理，其中主要的两条，一是企业要想健康发展，必须紧紧依靠党委、政府。化肥与烧结分家前，烧结始终亏损，县委、县政府当机立断，将两企分开，立见成效。回想当初，如果不是县委、县政府果断决策，并在企业独立核算之后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企业的起死回生是很难见到希望的。二是作为企业的经营决策者，绝不可单纯用行政手段管理人，而应坚持“以人为本”，多在思想上引导；绝不可以“超脱的管理”为由甘做“外行”，而应努力争当“行家里手”，只有这样才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绝不可唯我独尊，将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无论是遵章守制，还是各项开支，必须身体力行，给干部职工做出表率，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以上文字是我偶然看了李作九同志的《我县烧结厂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一文之后写的，算是一点补充吧。烧结厂的建成投产，浸透着作九同志的大量心血，他的工作精神和工作作风始终影响着我。所以，我写此篇文字，与其说是对个人作为的表白，不如说是对当年诸多一同奋斗过的老领导、老同事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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